本雅明视觉文化思想的艺术社会学批判

本雅明在辨析浪漫主义、弥赛亚主义、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艺术生产理论进行深入解读，回到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将唯物主义思想引向了社会文化批判，以此揭示艺术生产的逻辑、主体以及功能问题。本雅明的艺术社会学批判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试图阐释艺术革新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理论根源，从而为“图像-视觉”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建构提供哲学基础。从视觉文化批判的角度看，本雅明的这一理论既具有阐释社会存在的意义，又重新建构了社会生活与艺术现象的内在关联，并以此为目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象展开深入的批判，因而体现了一种基于艺术社会学批判的视觉文化思想。     

现代性的碎片与语言的种子——本雅明语言观的现代性解读

本雅明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并非是片段、零星的,在其晦涩的语言观阐释中包含着对现代性进程的独特体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本雅明把马克思主义辨证批判的思维方式融入到对语言的思考中,看到了语言背后的现代性问题。或者说,他是在借语言问题,展示了一幅现代性语境下人类语言堕落的图画。他想表达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堕落,而是更深层次的人的堕落。对于本雅明来说,正是翻译摧毁了现在堆砌在堕落的人类语言上的废墟,使纯语言的光芒在翻译这个“深海采珠”的过程中逐渐释放出来。     

摄影之外 历史之中——对本雅明《摄影小史》的一种解读

<摄影小史>是本雅明对摄影艺术的论述;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又是本雅明艺术哲学与历史哲学的重要文本之一,有着深广的理论内容与历史意义.<摄影小史>区区万字,却凝聚着本雅明对摄影这一社会文化形式的全面深刻认识,对社会现实的思索与关心.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本论文力求突出本氏此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意识,以及强有力的历史视角.他的态度与方法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摄影与影像艺术进行历史哲学式的思考与批判,也为自己的理论建构与实际行动提供具有社会历史方向的契机与可能.     

从《译者的任务》看沃尔特&#183;本雅明的语言观和翻译观

本雅明的作品《译者的任务》（1923年）被认为是西方解构主义思想的发轫之作。本文从解读本雅明论翻译的作品《译者的任务》（1923年）来探寻他的语言观和翻译观，并指出本雅明论翻译是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下，探讨翻译的可译性，翻译的语言和语言的翻译。《译者的任务》看起来像是讨论翻译的问题，实际上是讨论语言的哲学问题。     

浅析本雅明的"纯语言"翻译观

"纯语言"是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对纯语言的正确理解是正确解读《译者的任务》所体现出来的哲学翻译观的关键。本文试图从纯语言的概念入手来分析纯语言与翻译的关系,以及本雅明基于纯语言原理下的直译观,文章最后论述了纯语言翻译观在翻译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语言批判 接受之维 解构诠释——论本雅明的翻译批判

对本雅明翻译观的解读,既不能当作现代翻译研究所关心的技巧问题,也不能将本氏的前后文本割裂开来,必须从语言批判—接受之维—解构诠释这样一个思想轨迹入手,注意它的转向和转变。只有把本雅明翻译作为隐寓,才能剀切地认识到他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     

试论胡塞尔对伽利略自然科学思想的批判

胡塞尔对伽利略自然科学思想的批判,是胡塞尔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从分析胡塞尔揭示实证主义科学观与伽利略自然科学思想的相互关系着手,指出了欧洲自然科学危机发生的根源所在,批判了伽利略自然科学思想的弊端及其给后来科学发展带来的隐患,反映了胡塞尔的科学观对现代科技文明反思和批判的积极意义。     

试析法兰克福学派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曼海姆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反对曼海姆把意识形态理论扩展为一般知识社会学，认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混淆了意识形态概念与具体的历史的真理概念之间的关系，也钝化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锋芒，倒退到一种纯粹的唯心主义“精神哲学”。对曼海姆相对主义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曼海姆批判的核心。     

论毛泽东早期批判的法律观

毛泽东一九二○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后的法律观,是企图否定一切束缚的批判的法律观。研究毛泽东早期批判的法律观,有助于理清他的法律思想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脉络,并对研究后来以他的思想为中核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法律思想体系,可求得产生上的原木。一、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怀疑     

论本雅明《拱廊街计划》的批判语境

本文从两个角度探讨了"拱廊街"与发达资本主义共谋的问题:一是从文本层面即也就是从本雅明《拱廊街计划》手稿中对拱廊街的批判词条出发,二是从作为物质文化的拱廊街,从它的建筑材料、结构、功能等角度出发,对拱廊街这个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拜物"病灶展开批判。本雅明希望借助超现实主义以梦幻手段逃离现实的虚幻性,以唤来弥撒亚之灵。但本雅明的批判方法本身带有乌托邦性质,最终是向内心寻求突破,而不希求对外变革。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应是对整个社会寓言的抽象性思考,而非指向外部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反之本雅明拱廊街批判中展示出来的后现代性,与今日拱廊街物是人非的现状相似,悄悄呼应了波德里亚的拟像文化理论。     

本雅明的“辩证形象”:在视觉文化的观照下

本雅明的"辩证形象"来源于其前期的"寓言"与"星座"等美学概念,具有视觉文化观照下的历史性与视觉性两个重要审美维度。本雅明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性史前史进行了深入挖掘,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弊病。这种"视觉政治"推动了他对"救赎视觉学"的思考与建构。     

从“纯语言”和异化翻译视角探析《京华烟云》的传译策略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从解构主义视角来看,《京华烟云》是一种独特的英文创作,其内容尽含创造性翻译,对中国近现代社会30多年间部分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解构。从本雅明的“纯语言”思想和韦努蒂的异化策略来阐释这部作品的英文传译内容。     

“批判的科学”：马尔科维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评析

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主要代表之一,马尔科维奇深刻批判了当代以来两种分裂式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取向,即＂实证化＂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单向度地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维度,并强调通过＂回到真实的马克思＂来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是一种独特的＂批判的科学＂。以此为基础,马尔科维奇尝试性地探讨了实现当代社会的彻底的人道化的可能性问题。马尔科维奇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阐释无疑具有许多可取的积极面,但由于其对青年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的过度依赖,以致将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内在批判＂维度以一种激进的话语方式转变成了一种＂外在批判＂,从而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试从《蒙田随笔全集》论蒙田的历史观

透过蒙田随笔中的历史倾向,我们可以发现支配他认识历史的历史观。在蒙田对非欧民族民俗的叙述中,他表现出一种积极的“非欧”文化历史观;在对政治事件的过程及政治人物命运的评述中,他流露出既尊崇道德而赞同君主制度,又赞同君主制度而反对基督教道德的开明君主政治史观;在历史发展问题上,他持相对主义观念思考历史,从而导向运动发展的历史观：一方面,他从心智出发,确定世界没有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他将历史奠基在观念上,他又内在地预见了另一种历史观,即运动发展的观念。此外,蒙田还重视充分发挥历史知识在教育上的作用和意义。     

从“事实世界”到“思想世界”——柯林武德的历史叙事论

20世纪20年代,柯林武德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反实在论的转变,这种转变影响了他的历史叙事理论。他将历史叙事视为一种"先验的想象",蕴含了叙述者的视角和目的论,凸显为历史事实的组合功能。在真实性方面,他超越了用"事实世界"检验个别事实的真假,而代之以"想象构造的网",藉此融合"事实世界"与"思想世界"。另外,他反思了一种构造论的历史证据观,阐释了它的伦理内涵和史学方法论。     

恩格斯晚年书信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贡献

恩格斯晚年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集中体现于其晚年的5封书信中。恩格斯抨击了＂经济决定论＂等观点,强调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分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提出了历史＂合力＂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

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他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他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穆旦写作与中国古典诗学资源传承的新局势

穆旦成长于一个"新与旧"亟待重新"适应"的时代,时代语境之中关于"新"与"旧"的协商、"传统"之于写作者的历史效力等因素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力量,暗中修正着穆旦的写作:穆旦写作带有明显的"非中国化"特征,但以杜甫、陶渊明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象与诗学资源始终潜藏于其内心之中,在不同人生阶段,通过不同样式呈现出来。这显示了中国新诗写作发展到这一时期,在古典诗学资源传承命题上的新局势,即随着时代生活的新变,个人成长背景的潜移,古典文学资源之于写作的效应不再是直接施予,而是沉潜为某种精神性的背景。此种发掘,有助于更好地窥见穆旦那一代人的历史境遇与诗学冲动,同时,也能为理解新诗与古典诗学传统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个诗歌身份的暧昧指认——杨炼“中文性”诗学评析

杨炼由流散者视角触发了“中文性”诗学概念,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其从东方到西方的视角转换所带来的理论分析框架变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视角置换后的遮蔽性,还需要融入一种“视差”的思维,从而为其“中文性”诗学找到一种历史动力学。     

例外：论小津安二郎

通过考察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作品的特殊光晕（aura）,解释他何以能够凭保守的姿态赢得普遍的赞美。希望在解读了小津电影的根本情节、主要色彩和精神结构后,能够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小津何以不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