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效率与路径:"新基建"投资驱动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投资类别与投资空间双重异质性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紧迫要求.从剖析"新基建"投资如何影响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入手,选取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新基建"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新基建"投资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不同投资类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新基建"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新基建"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空间集聚特征,投资集聚程度由分散到密集的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抑制—强促进—弱促进"的非线性效果;"新基建"投资除了能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外,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资源配置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不同类别的基建投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     

空间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考察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考察空间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及内在机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对应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空间集聚有利于通过增强企业竞争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当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呈现过度集聚现象,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实现要素在空间层面的自由流动,在加强空间集聚外部性的同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创新人才集聚、空间溢出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测算了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创新人才集聚对该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人才集聚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由于经济带内创新人才集聚的省际差异明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业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因此,应强化农业研发支出倾斜力度,因时因地增加农业技术创新岗位;实施柔性人才引进计划,引导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适度集聚;制定差异化人才吸引政策,优化经济带农业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格局。     

科研投入、人力资本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运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出农业科技存量,同时考虑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人力资本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科研投入和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科研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另外,城市化进程和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农业结构调整和受灾率显著降低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区域特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河北省为例

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集聚度、基础设施、制度变迁、城市化水平等区域特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以河北省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     

福建自贸区金融业效率实证研究

为大力推进福建自贸区的建设发展,提升金融业效率,基于DEA—Malmquist模型分析了厦门和福州片区的金融业发展模式,并进一步以厦门片区为例,运用Tob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厦门和福州片区金融业效率处于DEA无效状态,其中,厦门表现为规模无效,而福州呈现技术和规模均无效;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4—2013年间均呈现上升趋势。从分解看,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主要贡献;外商直接投资、金融集聚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政府干预则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提出提升福建省自贸区金融业效率的对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扩展索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扩展索洛模型就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FDI通过其技术转移、促进进出口、促进企业和行业内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原则转化等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产业集聚驱动粮食高质量发展机制

从产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双重视角,探讨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其与 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使用 ＧＭＬ指数、动态面板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效果与机制进行 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的“倒 Ｕ”型关系,内部规模经济、资源 共享和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渠道,规模报酬递减、资源共享不足与技术锁 定会显著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现实来看,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促使中国粮食发展质量得到 持续改善,但目前集聚水平远未达到“倒 Ｕ”曲线拐点,利用集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尚有较大空间。 因此,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资源共享和技术溢出等中介机制充分释放集聚规模效应,实现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持续稳步提升,是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本土产业集聚、FDI流入与城市创新能力

基于中国2009—2019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究本土产业集聚模式、FDI流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在整体、不同区域与不同城市规模下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表明：FDI流入能够显著地提升城市的创新水平;两种集聚模式中,专业化产业集聚的创新外溢效应更为显著,但呈现抑制性溢出;在与FDI的交互作用中,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更大;多样化集聚模式在东部城市能够显著促进创新,而两种集聚模式在中西部城市均不能显著提高城市创新绩效;多样化集聚能够提升小城市的创新能力,而FDI流入和专业化集聚的交互作用对于大城市而言有抑制作用。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五点一线”战略与辽宁服务贸易发展

围绕辽宁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五点一线”战略，对辽宁省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发展进行研究。分析了辽宁省服务贸易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五点一线”战略的实施对辽宁服务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提出了在实施“五点一线”战略中，辽宁服务贸易发展应采取的应对策略，即：坚持重点发展和全面提升相结合；发挥沿海经济带对外贸易的优势，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服务外包；发挥沿海经济带集聚人才的优势，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培育和发展服务行业中介组织，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实现服务业竞合发展。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陕西省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三个高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7-2012年陕西省三个国家级高新区及城市面板数据,将产业集聚与FDI纳入同一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高新区产业集聚、FDI技术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验证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的交互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弹性为0.2307,显著正向促进高新区所在城市经济增长;交互作用下,除劳动投入在5%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外,资本投入、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FDI交互项均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相互促进共同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投资与母国企业竞争力提高之间的互相影响会不断增强。借助经典R＆D溢出回归模型,测算了1982-200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研发存量及对外直接投资所吸收的国外R＆D资本溢出,探寻对外直接投资溢出的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提高有积极作用。但是,国内R＆D资本存量是国内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自主研发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改革开放背景下FDI技术溢出效应及其阶段性变化

多数文献认为FDI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利用现有文献采用的计量模型研究FDI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相同结论,但这些结论都是在计量模型遗漏了"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得出的。在计量模型中对代表"改革"与"开放"的变量控制后,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下降,甚至发生了定性变化,19992003年FDI技术溢出效应由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转变为不显著的负效应,20052007年则从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转变为不显著的正效应,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上述结论对研究经济转轨国家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一定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