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建

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引入,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但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这既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所谓"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解构,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及其理论重建,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与文学理论知识,而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当代中国文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进行一种"本体阐释"的理论重建,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重新建立其应有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现成思想"的诠释,以切实推进中国文论的建设及其创新发展,构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与实践根基的文学理论,并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及预示之难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不是学界确认的一个,而是二个：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审美自由起点;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为社会政治现代性服务的起点。由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开端缺乏原创性,存在被迫、被动性与摹仿性,因此,自开端就预示着会产生三大难题,这就是：中国文论现代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没有以“通”为前提的“变”,以及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现代性生态平衡环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让中国文论现代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培育整个中国现代性的生态平衡环境,以确保中国文论现代性为“中国”的;二是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现代性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以保证中国文论现代性为“现代”的。     

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文心雕龙》中古代文论基本话语的法译思考

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承载着社会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性,同时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又凸显了翻译文本的核心作用。翻译的过程提出了话语思考的意义,而话语思考又自然返回到对文本的理解。所谓话语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就是表达中国古代文论的论说方式,这些话语植根在中国古代文论之中,评说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既有评判中国古代文论的功能,又存在自身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意义。在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西方哲学、语言学、文学、译介学等学科大量步入中国本土,西方的认识论、方法论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文化,中国文论界开始对文论话语提出了…     

当代文论的生成语境和话语策略

当代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 ,延续了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范式变革。为了保持对新时期文学的阐释有效性 ,当代文论较多地引进西方文论 ,从而形成了异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新的范式。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当代文论生成语境和不同范式的文论与文学间的互证互释规律的分析 ,检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之可能性 ,提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是当代文论话语策略的根据。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     

发愤著书与升华说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动力说。西方的文学动力说主要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中。而中国的文学动力学说则体现在“发愤著书”说和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比较其异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对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强化和优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有本土的,但大量地表现为外域的、西方的。我们要重视对当代中国本土的文艺实践和审美经验的理论提升和学术总结,提炼出真正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念。同时要承接和吸纳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成果,解决在西方文论本土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自觉地整合各种文论学理系统所包含着的合理因素,建构起涵盖"文"与"史"的关系、"文"与"人"的关系、"文"与"美"的关系和"文"自身的关系的及其相关学科形态,诸如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美学和文本学有机融合的宏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体系。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科学文论和诗学文论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场现代性焦虑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十余年,这场学术讨论的出现实际上是遍布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焦虑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上,其现代性焦虑表现为:在追随西方现代理论话语以进入思想现代性殿堂与保持本土化的文化身份之间、在革故鼎新以张扬现代性的新异原则与辨析古代文论的历史原貌之间、在重构古代文论元话语以强化其阐释有效性与维持古代文论的典雅文化地位之间、在划定古代文论学科属性以赋予其现代知识类型与尊重古代文论的前学科性意义形态之间,我们难于抉择又急于抉择.我们越是接近现代性.我们就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现代性在文化功能上的两面性,所以当现代性在中国展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心态便日益明显,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之所以提出的文化心理原因.     

会通中西的尝试——论刘永济的《文学论》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是其在明德中学的文学课的讲义,体现古代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客观需要,符合了当时学科教学之需。其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用力很深,多有创见。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吸收了西方进化论的文论观以及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

本文认为,20世纪中国各种获得成就的文学理论,大体是通过对话的方式获得发展.在发现东西方文论差异后,用外国文论中有用的异质性部分激活本国文论,使之融入自身进入创新.东西方文化在不断相互激活中将更趋繁荣.     

关于文论“失语症”的争论、悬疑和前瞻

曹顺庆教授提出失语症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最严重的问题后,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失语症”是结合中国文论发展历史与现状提出的符合中国现当代文论实际情况和发展特征的命题,但命题本身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等。解决失语症需群策群力,发展比较文学变异学,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目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亟需扩展翻译与国际发表渠道,构建中西文论对话机制,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     

"亚现代性文学":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智性选择

在现代性文学和传统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亚现代性文学”,即“中国民族性与世界现代性结合的文学”。它体现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有意进行中西方文学结合的创作实践;由林语堂所开启,张爱玲、王安忆等人所继承发扬的现代都市文学;以周作人、余秋雨等为代表的文化性文学和以萧红、郁达夫及后期余华、阿来等当代作家为代表的个性化文学这样四个方面。“亚现代性文学”是中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智性选择,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的价值观和读者的审美诉求,具有独特的美学品质。     

跨文明的中西文论整合

当外来文艺理论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 ,我们难免眼花缭乱 ,或简单移植之 ;或一概拒斥之。但当冷静下来以后 ,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学理论 ,既非单纯地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文论 ,也非一味地移植西方文论 ,而是在结合当代中外文学的实践 ,整合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中产生。这就面临着跨文明异质文化的语境问题 ,不能只求其“同” ,更重要的是求其“异” ,因为“异”是整合的前提。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存在着大的文化差异 ,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只有运用对话的方式才能实现整合     

关于文艺社会学的思考

文艺社会学,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加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世界性。文艺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２１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史与学术史交叉点上的反思与建构——论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既表现在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而最终又超越现代性理论自身的局囿所获得的新知识视野;也表现在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学科发展,包括其中存在的问题的把握和洞察,更表现在作者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交叉点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现状和未来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反思和建构。将"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中国"相关联,不仅仅表现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职业意识,而且体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国家使命。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如何可能——评党圣元《返本与开新》

当下,我们学者借用西方理论与观念时,可能忽视了中国文学理论必须要建立在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基础上,而西方文学理论的局限性就表现在中西文学史与批评史发展的差异上,而一味地以其为方法来衡诸于中国文学,就显得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党圣元《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在当代文论陷入困境之时,思考的焦点问题是还原中国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目的则是立足于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实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力作。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