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 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及相关著作的解读

涂尔干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涂尔干有关道德论述的脉络当中去。涂尔干对于“道德始于群体成员资格”的论断,决定了在他的分析当中,不同的群体具有等级差异性,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无疑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必须回到民族国家来阐述道德的形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世界主义,这是一种鲜明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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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友谊的可能性——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基于田野体验的视角与洞见

本文以2008-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和黄浦区的麦当劳门店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 通过检视其员工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调适性策略,探讨“麦工”(McJobs)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特殊语境中的多重含义。本研究初步发现, 上海“麦工”的意义世界不仅仅是实在的文化生态景观和精英话语制造出的符号，而且还受到跨国主义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的主导和型塑；本文在考察和分析普通“麦工”的地域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工作策略的同时，强调社会分层和日趋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对“麦工”体验过程的关键作用。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并重点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体现为感情、关系、规范和机制等层面。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因此也被整合为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因此，“乡土逻辑”可以用来分析当前村庄秩序的变迁。     

涂尔干:道德本原与现代潮流——以自杀类型为线索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涂尔干的《自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本文尝试从自杀类型入手，联系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与原始宗教的著作，揭示涂尔干有关人性与社会之健康道德本原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涂尔干关于法国中等教育史以及政治和法律史的讨论，深入发掘涂尔干对西欧现代社会之源起和演进的思考。在涂尔干看来，正是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发展，导致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病态。要克服现代社会的这一危险倾向，必须回到历史来考察现代潮流的源起和演进，才能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接续传统，重建人心和道德秩序。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

本研究试图通过有关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来探讨这样一个社会观念史问题：合作化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它们体现着什么思想观念,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其理念化的构想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且在乡村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结果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并形成了哪些悖论？笔者选择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历程而著名的当代作家柳青的小说《种谷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来透析在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当时行动主体有关互助合作的理想追求及其实践,从而分析这一理想建构发生转换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在政治和阶级分析话语的主导下,原本旨在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组织起来”的努力却贬损了乡村中的重要生产主体--中农,同时也使得向来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发挥着“激励劳动的因素”功能的乡村经济伦理开始式微;（2）在以“为公”取代“为私”的理想道德实践中,隐含着以“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进而形成了以“公家-代理人”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阻碍了团体格局的形成。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帕森斯与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探究，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在其中融为一体。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结构》标志着“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不过，帕森斯是以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方式完成这种转变的。囿于20世纪20、30年代、尤其是“新政”时期的语境，他给予处于世纪之交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一种全新的阐述，把它们从其生身处境的“世纪末”中剥离出来，并暗中赋予其一种积极、乐观的“美国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理论和经验探讨中原本具有的同“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时代问题的复杂关联。悖谬的是，这种“美国化”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帕森斯试图建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宏图，蕴含着某种普遍历史的取向。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效率逻辑还是权力逻辑——公司政治与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

基于1997-2007年67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及其CEO、董事长、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访谈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一种与代理理论预测和西方经验不同的中国的CEO解职规律。研究表明,CEO解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受“效率逻辑”的支配,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受“权力逻辑”的强烈影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权力逻辑”压倒“效率逻辑”的现象可能是阻碍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和其他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从而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制度止于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