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佛游记》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格列佛游记》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之一,其对当时英国社会种种弊端的影射独具典型性与代表性。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作品对比、社会理想、女性主义等方面,而对于《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鲜有单独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对《格列佛游记》内容及作者斯威夫特的个人背景描述,阐述欧洲中心主义在政治、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方面的特征内容,最后结合《格列佛游记》阐释斯威夫特对英国政治体制、殖民主义本质以及极端理性主义的批判,解释斯威夫特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否定态度。     

简论讽喻体小说《格列佛游记》及其文学地位

斯威夫特作为小说家的地位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许是因为他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只有《格列佛游记》一部,而更多的创作是讽刺故事、散文和诗歌,所以他往往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和不完全的小说家”①。本文拟结合其有关创作,透过《格列佛游记》的独特小说形式来探讨它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点,并说明它在西方小说发展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一《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在1720—1725年间参加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时期创作的,是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此前,斯威夫特已不仅在长期的诗文写作中锻炼淬砺出了锐利圆熟的讽刺锋芒,而且在讽喻性故事…     

斯威夫特不是恨世者吗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此书第四卷在书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对它的评论和由此引出的斯威夫特是不是恨世者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对斯威夫特的评价。本文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目前国内一般认为:《格列佛游记》第四卷并不能说明斯威夫特是一个恨世者,他有悲观厌世思想,但不憎恨人类。不少论者认为“耶胡”不是指全人类,斯威夫特所痛恨的是英国统治集团,是资产阶级恶势力①。     

蕴含讽刺的奇幻世界——《镜花缘》《格列佛游记》与《猫城记》

虚构一个奇幻的世界,游历其间,并借主人公在异域的所见所闻来讽刺现实,这类小说中外不乏其例,而《镜花缘》、《格列佛游记》则称得上是上乘之作。老舍不仅读过这两部小说,而且从中归纳出了这类小说的写法,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一部中国的《格列佛游记》——《猫城记》。 1726年,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发表《格列佛游记》,1818年,我国的李汝真刊行《镜花缘》。虽然《镜花     

《格列佛游记》之反讽、对比和象征分析

《格列佛游记》是世界讽刺文学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其情节的虚幻性与现实的真实性的有机结合以及作者尖锐而深邃的讽刺艺术。作者运用天才的想像以及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创造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并以格列佛的游程穿插其中。小说中反讽、对比和象征等多种讽刺手法的运用,使这部小说的讽刺效果达到了极致。斯威夫特高超的讽刺手法,使《格列佛游记》成为世界讽刺文学难以逾越的一个里程碑,后世作家争相借鉴和模仿。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及与《镜花缘》的比较

江奈生·斯威夫特的讽刺天才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他的代表作是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它与中国古典小说《镜花缘》相比 ,两者所产生的地域和年代都相距甚远 ,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不同之处则透视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别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论斯威夫特及《格列佛游记》的教育思想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不仅广泛地反映了18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斯威夫特认为道德教育是根本,良好的道德表现为诚实守信、讲究友谊和仁爱;理想的人应该富有理性,有坚强的意志、探索精神和应用能力.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处于教育的边缘,学校教育才是教育的中心;男女可以平等的接受教育,但受教育权有等级的区别.     

论《格列佛游记》的美学理念与黑格尔美学观的一致性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问世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生活的年代相隔一个世纪,但是《格列佛游记》中透露出来的美学理念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却惊人的一致,它具体体现在美的本质、美学与实践的关系、人物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冲突论和悲剧论、理想的人物性格等五方面。这说明虽然被时空分隔,但从美学意义来讲,二者在实质上存在令人惊叹的不谋而合现象。     

《格列佛游记》中“英国性”的重建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是世界讽刺文学的典范。小说中的幻想国度以现实中的英国为背景,斯威夫特通过叙述人格列佛对英国性首先进行建构,然后在反思中进行消解,并对其进行讽刺和批判,体现了作者对虚构的英国性的清醒认识,呈现了他对英国性的理解和定义,表现出其理想主义思想和改革社会的主张。     

从海洋看陆地：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游记》

18世纪早期的英国崇尚航海与冒险，也正是理性高奏凯歌的时代，斯威夫特却以“万物链”思想为依托，在《格列佛游记》中对当时英国（欧洲）的社会、政治、科技乃至人性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激烈抨击。格列佛四次出海航行的经历，既是重要的形式要素，推进人物的性格发展，叉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使读者能够以海外之域为镜，反观时代的弊端与人性的缺陷。     

萨曼纳扎的东方虚构

作为文学形式,伪作在18世纪英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作品不仅承接新古典主义的摹仿理念,同时以丰富的想象为浪漫主义开辟了道路。18世纪初,萨曼纳扎以假冒台湾人身份创作了《台湾历史地理见闻》一书,其中对台湾风土人情的描述引起了极大争议。透过这部伪作,学界不仅可以勾勒出17一18世纪我国台湾形象在欧洲特剐是英国的形成历史,从一个侧面探讨启蒙时期英国对异域的想象和虚构,而且由于该伪作在所处时代的轰动效应,也可以分析《台湾历史地理见闻》对斯威夫特这位文学大家的影响,进一步考证《格列佛游记》等作品的形成历史。     

需要层次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视角探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揭示了人的需要发展的一般规律,正确地运用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需求进行合理分析,并预见其发展趋势,进而有针对性地运用相应的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对增强思想教育的效果,提高其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和意义。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中的乌托邦文学现象解读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两部小说跨越了时与空的界限,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本文从乌托邦文学角度阐述二者的契合与相异之处。契合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到海外游历的奇异的经历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二者均属乌托邦文学。而两位作者的经历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是造成两部作品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池田大作和谐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探究池田大作的和谐道德教育思想必然先从其思想的哲学基础入手。从散落于不同著作中的和谐道德教育思想分析不难看出,池田大作的和谐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于包括缘起论、色心不二论、依正不二论在内的佛教的和谐思想。包括主客融合的和谐思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和谐统一在内的传统和谐哲学思想,以及强调平等、推崇天人合一的新人道主义思想。     

墨子的道德思想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墨子的道德思想以“兼爱”为核心,以培养“兼士”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提出了道德评价原则——合其志功而观,并结合教育者的特点,采取了灵活多样的道德教育方法。这一理论对我们现代道德教育仍然有着启发意义。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

康德在其一生的著作中很少把道德与教育放在一起连用,但事实上他曾进行过从道德哲学进入道德教育的尝试。其道德教育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前提,包括肯定一个人类的性状和一个道德感受性;二是道德教育的过程,包括道德感受性的培养和动机的纯粹道德兴趣的激发;三是全人类的道德教育,包括道德的类似化学方法的“解剖式”认识和人类道德教育的“分工”。     

追求理性尊严与独立价值的技术实践——康德技术实践思想研究

为了澄清人们对实践的误解,康德划分并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实践,并用“道德地实践”统摄“技术地实践”,使技术实践成为理性的体现和人类追求“至善”的活动.康德在理性的旗帜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重心从自然转向了人,强调人在技术活动中的能动性,完成了认识论领域的转换,“将颠倒的东西又颠倒了过来”.在他的目的论之下,在自然与理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沟通了此岸与彼岸世界.尽管康德对技术实践的见解仍有缺陷,但他的理性精神对其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教育中教育者的角色定位问题——基于道家庄子的分析

目前对道德教育者的角色定位大多承袭了在知识传授过程中的定位方式,而缺乏对其理论前提的反思。知识角度的道德教育者角色定位有可能导致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的角色错位,进而导致道德教育的错位乃至低效。庄子对道德教育者的角色分析值得我们借鉴。从道德教育过程中可能隐含的个人名利看,教育者不能以师表自我标榜;从道德教育的方法看,道德教育者不是道德管理者;同时,从已经显现出的道德教育效果看,在道德教育上不能过度依赖道德教育者,道德教育者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们对道德教育者的角色重新进行定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