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湘西地区的“羁縻州制”

<正> “羁縻”一词,较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难巴蜀父老檄》中“盖闻天子之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其含义是“笼络使不生异心”.中央王朝在周边各民族地区设置正式地方行政机构的“羁縻州制”始于隋朝未年,唐朝已广泛使用,宋代得以进一步发展,到元、明时期则为土司制度逐渐取代.推行时间长达六百多年,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宋代对南方民族的“羁縻”政策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代中央王朝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秦代,首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特别政区——“道”,并委任少数民族的首领为“臣邦君长”、“臣邦君公”(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这可谓中国历史上“土官土吏”(见《明史·土司列传》)之所始。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沿袭并发展了秦代这一政策。至唐、宋时期,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实行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羁縻”措施。始于元,完备于明、清的土司制度,既是集历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也是在宋代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可见,有宋一代的民族政策,在中国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宋代对南方诸族的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作一初步的综合与分析。     

唐代边疆民族地区设置辑考

本文论述唐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设置情形 ,即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设置数目、管辖机构、特点与作用等一一作了稽考     

律和羁縻术是唐代调节民族关系的工具

调节民族关系是维护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需要初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众多羁縻都督府、州,隶属于安东、安北、单于、安西四都护府和若干个边州都督府。开元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已达800余个,分隶于6个都护府和若干个边州都督府。在羁縻都督府、州内,先后出现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等五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羁縻都督府、州是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级地方政权,也是唐封建国家维系边疆少数     

秦皇朝民族政策述论

秦皇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在中央设置“典客”、“典属邦”职官和机构;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方设立“道”建置;对北方强大的匈奴遣军讨伐;对南方百越进行平定;制定少数民族法规“属邦律”;对靠内少数民族少量征收;对边远少数民族只贡献方物;修筑通往边疆民族地区道路;移民边疆民族地区屯垦开发等等。秦皇朝以后,历代皇朝施行的一些重大民族政策都基本上是由秦皇朝的民族政策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     

唐代羁縻府州制度述评

羁縻政策是我国古代历朝统治者惯用的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唐代的统治者把这一政策推向高潮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羁縻府州制度是唐羁縻政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对唐中央政府和各少数民族都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特殊意义。唐代的统治者在羁縻府州设置和治理中成功地把握了适时适地、机动灵活的原则,全方位地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基本宗旨,是唐灵活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之举,其合理内核颇有借鉴意义,很值得研究。     

论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体制的沿革及其意义

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体制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研究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体制发展的特殊性,历史地联系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体制、总结经验教训,对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体制,促进各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体制,最早从秦代开始。秦统一后,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设置郡县,但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发展、经济类型、文化习俗等与内地差异较大,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体制采取了一系列与内地不同的     

宋代蕃法与蕃汉关系法

“蕃汉不同法”是封建羁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宋初，周边民族地区形成了以“和断”为原则的各类专法，之后随着边区的开拓与经营，部分地区的专法逐渐向汉法过渡或转变。为恰当处理日益突出的蕃汉关系问题，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蕃汉关系法规。文章认为，这些有别于内地的边区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充分显示出宋代民族关系的进步，以及作为多民族封建国家整体的有机联系性的增强     

基于西北政局稳定的唐代西域行政治理模式研究

在汉代治理西域的基础上,唐朝对西域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进行了创新.从管理机构的设置看,西域实行了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互为犄角的共同管理;从管理的模式看,唐代根据西域东、中、西地域的不同对西域实行了相应的管理模式,在东部地区实行和内地一致的郡县制度,在中部实行军府管理制度,在西部包括今中亚部分地区实行遥领的羁縻州府管理.整体看来,唐代对西域的地方管理制度模式卓有成效,有效保障了唐代西北政局的稳定和丝绸之路安全.     

略论辽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

以往对辽代行政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中央而忽略地方,本文则着重论述了辽代地方行政制度。比较系统地论析了辽代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官吏设置、职权范围、隶属沿革及历史特点等。比较了州县制和部族制,审视了辽代地方行政制度与前代相关制度的异同,揭示了辽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渊源及民族特点,展现了辽代统治者为适应多民族、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条件而推行的“一国两治”政策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实施情况。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土族的土司制及其式微

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统治特意实行不同于中原内地的一种羁縻政策.自明至清,基本上也是延续了元朝的治边方略,继续实行“封土司民、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加及其实力的巨大膨胀,对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实行的封土司民的“土司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势力的崛起或存在,对中央政府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在中原及汉族地区行之有效的“流官制”最终取代被统治者仅仅作为一种权益之计而不得不为之的封土司民的治理模式,便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土族的土司制度同样也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这一过程.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

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 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     

试论唐代的羁縻府州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封建王朝都面临着如何统治民族地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当,中原地区就不能安定,中央政权也难以稳固。唐王朝统治民族地区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在民族地区设立羁糜府州,实行所谓“羁縻统治”。唐统治时期,在其政治势力所及的民族地区,大都设立了这种统治机构。但唐史上这一重要问题,现行的教科书很少提及,专著论及者亦不多见。今试作此文,提出不成熟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试论“改土归流”前湘西土司地区社会经济——关于“领主经济”论质疑

<正> 湘西古属“五溪蛮”地区,土家、苗、瑶、侗等少数民族聚居、杂处其间.自楚国开拓,秦汉设置郡县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开始处于中央王朝直接行政管辖之下,同内地汉族逐步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汉族封建政治、经济和封建文化影响下,先后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阶段.至唐末五代,一些大姓豪酋乘战乱动荡之机,凭借溪峒险阻,割据称雄.入宋后,因势设置一批羁縻州.后经熙宁年间“恢拓”,有部分羁縻州归入“版籍”,重新设立郡县,另一部分则继续保留下来.于是元明之际,形成以彭氏永顺军民宣慰司和保靖军民宣慰司为首的大小八个土司.其地域包括现今的永顺、保靖、龙山、     

略谈明代女真族同汉族之间的密切联系

明朝在东北各民族地区建立大量的“羁縻”卫所,在政治上统属于明中央政府。政治上的统一,为各族人民血肉关系的发展和增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女真族是明代东北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本文试谈该族与汉族人民间的血肉关系。分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女真族与汉族人民在经济方面互通有无。女真族,明初特别明中叶以后,在各少数民族中生产状况是比较发达的。但同汉族地区人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比,尚处于后进状态,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探

历史上的王朝随着实力强弱变化调整治理周边少数民族社会模式,主要有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中国古代族际主义取向治理模式;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近代区域主义取向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处理民族问题需要治理思维取向的转换,结合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地方治理理论,并借鉴我国传统民族问题治理模式和经验,挖掘本土性、族群性治理资源,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系统,这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环节。     

鸦片战争前后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其明显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清代管理青海河湟地区方略简述

清代中央政府为把青海纳入其统治范围，对河湟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管理措施：行政上完善军政设置，政治上推行土流参制，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文化上以儒教化民众，培养治国理事人才等等。上述政策的实施，对青海河湟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心理、文化取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的“夷兵”及其功能考察

清代冕宁县作为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国家治理开始深入基层社会，为了适应当地民族社会管理的特别需要，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是通过招募当地“夷民”到流官衙署中充当“夷兵”，作为地方流官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辅助人员，保证国家在处理当地少数民族民政、治安、司法等事务时有熟悉当地“夷俗”的衙吏。由于“夷兵”实行定期轮换，所以称为“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的核心是“夷兵”，“夷兵”从职能上看，最初是作为地方治安保安人员，但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流官和夷民之间在民政、治安、司法事务管理中的中介，具有沟通官方与民间信息、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融合与互动、弥补外来官吏地方民族事务管理能力不足等功能。总之，“夷兵换班制”是清代地方流官衙署在西南地区治理时针对特定地区设置的一种变通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