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724份问卷调查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实证分析

随着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各自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或者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不仅会导致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出现,还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最终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笔者从个人基本情况、经济收入、制度融入、社会认同、心理融入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具体认识等诸多方面,对以甘肃省为例的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殊途与同归：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比较 *——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内容提要：本文以30名农民工的务工经商生活史的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从生命历程视角观照了新老两代农民工自外出务工、城城(乡)流动到选择归宿的生命轨迹。在社会结构及机会结构下,农民工社会融入是依循着年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依社会角色变化而进行反思性自我定位的行动过程。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具有相似的生命轨迹,家庭角色的转变型塑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由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禀赋差异和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虽具有更多城市性和现代性,其融入意愿也发生了代际转变,但因其面对的机会结构限制和自身能力不足,其社会融入仍具有代际传承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与对策

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问题、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出发,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维度,重点探讨了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以及信息的海量化等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媒体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从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融入。最后提出了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搭建新媒体平台的相关策略：政府重视新媒体作用,企业强化新媒体建设,自身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以促使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代际间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江苏省的调研数据,考察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代际间差异。结果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更加强烈,在培训中也更加偏好技术含量高、脑力劳动特征明显的技能;并且对培训成本的支付意愿也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此外,两代农民工在培训模式的选择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家庭特征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采用国家卫计委在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主要预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基本家庭特征、成员随迁、代际互动、农村家庭资产、老家困难事件这几个维度。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特征除了婚姻以外,其他特征均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政府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升他们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     

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 2013年度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对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利用Logict和简单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各个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基本养老保险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差异、跨地区流动和就业性质等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总体呈现正向影响。     

关于农民工代际划分问题的讨论 ———基于曼海姆的代的社会学理论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特有的一个群体,自1978年以来,这个群体已经存在并发展了30多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加速,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在不断增加,新的代际差异也越发明显。以往关于农民工新生代或二代农民工的提法已经不足以准确地认识这一群体的新特征与新变化。文章借鉴曼海姆关于代的问题的讨论,根据宏观社会变迁节奏和微观社会经验、思想模式这些决定代际差异的核心要素,对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框架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尝试提出了一个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新设想。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综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长期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学术界虽然对此做了大量研究,但至今未提出促进其社会融入的有效策略。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分析发现,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将此作为研究综述的切入点,在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并做出进一步的评析,探索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获得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与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很多新的特点，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不但没有多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越来越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令人担忧。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     

从“求富”到“仇富”:基于对两代农民工心理变迁的调查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回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担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两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环境、收入水平等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同时,由于文化程度、权利意识、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他们的心理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准确把握两代农民工的心理运行轨迹,解决好老一代农民工的"退路"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已经成为当下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排斥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里安家立业。然而,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资本的缺失,称为内因;二是社会体制的阻碍,称为外因。因而,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社会资本、破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层面去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再造的路径选择——基于江苏的调查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农民工的延续和发展,在权益观念、价值取向、社会认知、未来愿景等方面都与传统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个体资源禀赋积累的差异性、组织环境赋权与社会制度政策的特殊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与城市融入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本文选取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苏州市、南通市、宿迁市的75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状况,剖析其城市就业困境的原因,研究其城市就业能力提升的路径,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自我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依托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合数理分析,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特征,并通过多分类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交互分析对影响其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结果主要表现为留城和回乡两种行为特征,性别、年龄、到京时长、社会网络、是否有耕地、经济状况等因素是影响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男性,无耕地,来京时间1～5年或8年以上,拥有业缘型的社会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良好;同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构建对城市融入有较大的影响力.两次业缘型社会网络构建的风险期,对应着两次城市融入的淘汰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