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中基层司法的转型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法治建设的深入,人们对司法的需求和预期与日俱增,司法不仅用来解决社会纠纷,更是贯彻法治理念、维护社会民众利益的重要途径,而近年来司法却在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基层司法在解决纠纷中的尴尬境地客观上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司法现状,促进基层司法转型,以适应现阶段基层诉求,妥善解决各种利益纠纷,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应有的努力。     

和谐语境下完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成本高、效率低以及纠纷解决方式彼此之间不配套的缺陷。树立纠纷解决的多元化理念,强化法院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还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诉调对接中的司法确认制度解析

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决定了单靠法院一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纠纷,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但非诉调解在效力上缺乏刚性,社会并不认可,这使得大量纠纷最终还是依赖法院解决。建立司法确认制度,可以实现诉讼与诉讼外调解制度在效力上的对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了司法确认的程序启动、管辖和效力等内容,为司法确认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司法确认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利于完善诉调对接的功能,但在效力的正当性、效力的内容及与立案审查制度的协调等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     

司法民主建设重在实践和创新——基于对广州法院系统司法民主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广州法院系统在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创新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依法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等推进司法民主建设的实践中作出了许多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诉求与满足的矛盾、条件局限与实践要求的矛盾等。为推进司法民主建设,应当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推动观念变革、倡行实际行动、强化能力建设。     

论选择性司法与过分司法的抑制

司法是法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司法通过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宣示法律,引导民众知法、懂法、守法,树立法律权威性,培养司法公信力。选择性司法和过分司法现象植根于我国现实土壤,其背后凸显的是司法权力的滥用,它扭曲民众对法的认知,妨害民众对法的认同,损害司法公信力建设。司法需要尊重和权威,更需要谦抑和自控。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抑制司法权的滥用。     

论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

我国移植和借鉴了西方法律制度,建构起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并形成了现代的法律思维。但是,我国公众的法律思维没有随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而根本改变,仍然受我国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进而阻碍了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在社会中的运用。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在我国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法律思维仍然冲突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马锡五审判方式再研究 ——以司法便民理念的践行为分析路径

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了司法便民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表达为方便人民诉讼,发扬司法民主。马锡五以其特有的亲民形象和人格魅力回应了司法便民理念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进行就地审判,运用调解,贯彻群众路线,促使以他名字命名的审判方式得以成型和推广。在法律日益健全和多种司法理念并存的今天,马锡五审判方式不再是普适性的审判方式,但在“司法为民”理念下其仍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元。     

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研究

在司法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成为一个热点议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具有非讼性、合意性、简便快捷性、严谨性等特点。它有增强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效力,为强制执行提供依据;促进民事调解制度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维护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衔接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促进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健全等功能。充分了解司法确认机制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对于更好地发挥该程序的功能、体现其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完善——司法ADR在我国的构建

当今,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多种多样。民事诉讼是一种正式的、权威性很强的解决纠纷机制,但这种机制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往往不能解决人们之间深层次的民事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贸易的往来,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这种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已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和实践。     

司法便民化之惑——以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为视角的考察

当前以维稳为中心任务的政治风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司法机关特别是人民法院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性职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之背景下,人民法院对审判权的行使更应秉持司法为民的基本理念,司法活动要更为人民服务,推行司法便民化,使得各种矛盾和纠纷都能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审视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便民措施,对深刻理解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公正司法与司法观念

司法仅指法院行使审判权对案件纠纷进行审判的活动。公正司法与司法公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注重过程 ,后者注重结果。当代中国要实现公正司法 ,法官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人权保障观念、平等观念、独立司法的观念、司法效率的观念。     

包容性增长理念与司法的价值诉求

公平正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始终是司法的价值诉求。司法独立和司法受制都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两个重要方面,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语境下应有不同的重点。考量当今中国的司法现状,观照司法权力的天然属性,只有加强司法权力的监控,才能确保包容性增长理念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司法理念的法理建构

我国司法理念的构建必须理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具体包括:司法定位的社会性和权利性,司法立场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司法过程的程序性和经济性,司法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媒介权力与司法监督

媒介因其传播的工具性资本而拥有一种软权力得以与其他社会权力相抗衡。我国的大众传媒作为党政喉舌和舆论工具,带有更大的权力效力,从而能够对司法进行有效监督。媒介利用掌握的传播"话语权",并通过"议程设置"、"把关人"等运行机制,对权力对象的活动实行监控。媒介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其合理的监督有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及透明度;而监控不当与超载越权则会影响司法公正。我们应该保证司法和媒介在体制上的独立,以实现媒介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司法公正

传统中国的和谐社会观与无讼观是建立在片面追求和谐而把公正置于其次的基础之上,它只能形成短暂的表面的社会和谐。只有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司法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个制度化出口,也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安全器。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谋求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平等与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

司法平等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内容,关乎着司法公正及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意义,司法平等一直广受关注。而探求司法平等,就不能回避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在以马克思主义立国的我国,我们有必要寻求司法平等及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以深化对司法平等及司法公正的认识,同时,这也对目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弱势群体问题在司法领域的弱化和解决有着一定的意义。     

论当代中国的司法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实现

司法民主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改革方向,这一方向的提出为我国司法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课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司法工作越来越多地受到以民意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的影响。与传统的专业司法模式相比较,司法民主无疑需要理顺民意的公众性和司法工作的专业性两大问题,那么从司法民主的理论探讨和现实规范两个维度讨论当前司法制度与现实就显得极为必要。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中的利益衡量司法方法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已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在立法领域两者是两个有待完善的权利范畴,在司法领域两者间存在权利界限不明、责任归属不清和责任轻重不分等问题。为缓解两者间的矛盾,司法者可以依靠利益衡量司法方法,并据此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来构建完善的利益衡量司法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