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牧区村庄决策权研究——以新疆和甘肃为例

在广大的西北牧区 ,哪些人决定着村里的大事及村民的价值取向 ?谁在牧区村庄有号召力 ?权力结构是什么样的 ?涉及牧民利益的公共决策是如何被通过的 ?新的生产技术是如何引入的 ?这些问题困扰着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通过对新疆和甘肃43个县(市 )5800个村中500个村3561位农牧民的访问调查 ,作者认为 ,村庄事务有3种;村庄的权力主体有4个 ,亚主体有10个;四大权力主体对三大事务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村庄治理模式;政府、村官、民间组织、宗族势力、能人精英之间的角色定位及权力发生作用的空间可能会产生竞争和互补效应。     

正式与非正式权威、问责与平滑消费:来自中国村庄的经验数据

运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当选村主任来自最大姓对家庭平滑消费程度的影响,并从在位者问责的角度进行解释。我们发现,相比于当选村主任来自其他姓氏的村庄,来自最大姓的村庄平滑消费程度更低。原因在于,来自最大姓的村主任能利用在宗族中的相对位置,从一种非正式权威出发,说服其宗族成员支持其决策,使得行政权力能充分发挥,会增加村庄公共品投资,但不会影响家庭的私人补贴。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传统组织(如宗族)与现代制度(如选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村庄治理提供一个参考。     

家族、地缘与“城中村”的选举——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城中村换届选举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中部一个“城中村”的选举换届过程为研究对象,详细地考察了村委会的选举过程。由于一份旨在争夺主任职位“传单”的出现,彻底撕裂了平静的选举过程和村庄权力格局,家族、地缘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年轻者和年长者相互竞争,致使城中村的选举异常激烈。在确定村庄最高掌权者无望后,竞争的重点开始转移到3位成员之中的委员一职位。本文结论认为,从城中村的政治生活来看,虽然选举的村民是原子式的,但选举权利的表达却是组合式的,组合的方式主要有家庭式、地缘式和组别式。虽然选举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并且每3年就可享受一次,但对经济发达的村庄而言,它将常常阻断村庄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进程,选举的周期变动必将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村庄的社会结构与权力、权威结构呈现出同步震荡的社会特征。并且,选举需要成本,在农村社会输入法律制度并唤起农村自主权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考虑到,要创造条件来实现农民个体权利自主意义上的村庄选举。     

村落社会派系化背景下派系精英之于村庄治理的效用——基于精英民主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村落社会派系化背景下,派系精英之于村庄治理具有独特功效。主要表现为:派系精英是村级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关节点,派系精英是实现乡镇与村对接的一个重要环节,派系精英主导村庄政治及其民主化进程。精英民主理论对当前派系精英介入下的村庄治理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对今后进一步推进村庄治理具有启示意义,即加强选举制度的建设,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精英流转机制;加强村级事务运作的制度化建设;推进村庄治理中的分权化改革。     

试论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区别

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出发点,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许多书刊文献中把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等同起来,认为公共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公共权力不同于政治权力,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不同。本文通过探讨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区别,以期做出一些解释和引起公众的思考。     

乡村治理过程中“寡头政治”逻辑与解释

乡村治理中的"寡头政治"也就是由少数人控制村庄权力和资源的政治模式,表现为村级权威结构的相对稳定、资源与权力的相互嵌入以及公共利益的隐蔽攫取。"寡头政治"的产生有其相应逻辑,从内部视角分析,政治空间扩张、乡村精英联盟和村民伦理道德催生了"寡头政治";从外部视角看,外生利益输入、政治庇护结构、社会力量薄弱是其产生的基础。"寡头政治"是对乡村治理目标和治理秩序的一种挑战,不利于国家政权巩固、现代公民培养和公共服务提升,因此须加强对"寡头政治"的规约,通过乡镇政府监督、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以及解决文化权力不对称问题等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基层民主政治取代"寡头政治"。     

作为制度的村庄和村庄里的制度——中国人口城市化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村庄结构模型,并将它应用于中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形态的村庄,它所具有的组织结构的复合性、非契约性和封闭性,都是为现代城市社会所不相容的传统要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人口城市化继续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根源就在于村庄制度对城市化铁律的“抗拒”和对“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偏好”。     

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

一．改革时代政治发展回顾在《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一文中，我提出了分析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其中“结构模型”关注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化，关注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群体模型”关注社会的群体结构及其演变，关注各个群体的处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希望通过对结构和群体两个维度的观察和分析，来理解过去２５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变迁。改革的初始条件会对改革产生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在毛时代，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互助会研究——以浙东海运村为例

浙东海运村存在一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阄会,根据多次的访谈,了解阄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发现阄会越来越少,在此基础上剖析阄会减少的原因,对认识村庄互助、村庄社会关联有重要意义。     

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我国农民分化为若干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农民阶层分化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社会经济方面,还在于它对中国乡村的政治关系、权力结构、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村治中的政治人──一个村庄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

一．引言政治人即由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态度所体现的人的政治特征。如果说，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人特征因受到浓烈的政治气氛熏陶而表现出整体的超强政治化色彩，那么，本个案的考察说明，在改革开放已近20年的当代中国村庄社会，村民在社区公共参与中的角色及相应的公共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村民因在村庄治理中所饰演的不同角色，其政治人特征从总体上呈现出阶层分化的趋势。即一方面是一部分掌握优势社会资源的村庄精英群体与村庄公共权力形成密切和较为密切的关系，成为影响村治的最直接力量；另一方…     

马克思主义政治公正思想的解读

用唯物史观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公正科学内涵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公正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问题，它立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表达无产阶级的尊严、权利、自由、民主。我们当前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公正的科学内涵指导下，维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公权力的异化及其控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必须有效防止和控制公权力的异化，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中国企业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途径分析

在西方民主社会中,企业对政治的参与是合法的和合乎伦理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理论界对企业参与政治的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一直被归入公司政治行为这一主题.尽管中国存在大量的公司政治活动,但对其的研究却很缺乏,对中国企业如何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进行简要的探讨,由于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参与政治的途径与西方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正是由于企业参与途径和方式上存在问题导致了中国的权力腐败等问题.     

企业政治何以可能

企业政治现象在企业中是真实存在的,目前管理学中有关探讨企业政治的研究不少,但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企业政治问题的论著则很少。文章基于权力的视角,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对企业政治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

官员更替代表政治权力的转移,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本文尝试按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分开讨论其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基于2000～200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及与此匹配的省委书记更替数据,本文实证发现我国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因产权存在边界,主要表现为地方国企投资量和过度投资的降低,并且投资的调整提升了公司价值;这种影响仅存在于更替年份,异地调入的官员更替影响更大。这些表明中国的地方官员更替更适合从事实政治权力逻辑解释,并且本文按照普选制国家标准也未找到法定政治权力转移影响公司投资的证据。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官员的事实政治权力对投资的影响受到市场和经理人激励的制约;其影响程度也因更替频率而异。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影响公司投资的研究,也对我国优化政企关系和国企改革提供参考。     

政治生态视域下公共权力转型的路径分析

<正>公共权力是公民权利的派生物,公共权力行使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然而,在传统社会,公共权力往往反映了单向维度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和民众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治理理念深入人心,传统社会逐步过渡为现代社会,传统公共权力也面临着适应时代发展而转型的迫切需要。借鉴政治生态学的观点,以达成公共权力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为目标,寻求公共权力转型的路径是本文的研究旨趣。     

微博政治:时尚的幻觉

微博政治只能影响权力运作,而不能改变现实政治结构。这是一个有点残酷的宿命。事实上,"公共领域"里的意见表达,如果真要引发政治的裂变,根本就不能单打独斗。当然,微博是社会现实的复制和投射,其"政治参与"游戏,隐喻着各国阶层结构和未来政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未来更具广泛性和现实性政治参与的一个虚拟演练场。中国今天的微博在理论上已经做到了让任何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参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游戏。但其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壁垒,还是把很多底层的人排除掉了,他们不懂,也没时间和雅兴玩这个。     

工业化进程中村庄经济的变迁——以东部地区的一个发达村庄为例

本文以作者长期进行跟踪调查的东部地区某发达村庄20余年的经济变迁为切入点,应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对工业化进程中发达村庄经济发展轨迹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炼工业化进程中发达村庄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经验,同时探讨发达村庄经济的未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提出发挥发达村庄集体的组织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将是一条有效途径。     

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