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域下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拓展研究

为建构内外部沟通的“边疆”，有效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本文在对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抽象、拓展与概括。从内外部环境、安全与发展的维度出发，用外部国际关系、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通过4×4矩阵可以划分为十六种类型：边缘封闭型、边缘封锁型、边缘合作型、边缘共享型、风险封闭型、风险封锁型、风险合作型、风险共享型、安定封闭型、安定封锁型、安定合作型、安定共享型、中心封闭型、中心封锁型、中心合作型、中心共享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六种边疆治理模式：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孤立模式、发展合作模式、发展孤立模式、“钟摆”模式和“多赢共享”模式。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内涵及路径选择

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为边疆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目标要求。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确立的,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对传统治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必须把国家疆域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各民族团结奋斗和国家意志的凝聚力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同正在推进的兴边富民行动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成效同边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结合起来。应当准确把握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含义,正视边民和家庭是守疆护边“永不消失的哨兵”,城镇戍边是边疆治理的引领者和主力军,文化戍边是新时代“治疆方略”的新样态。实施新时代“治疆方略”的主要路径是：扎实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夯实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社会基础,继续实施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着力抓好边疆地区风险治理制度建设,精心打造边疆地区周边的命运共同体。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研究

通过发展边疆教育构建以“大国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国时期化解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一项国策。边疆教育认知的不断深化、边疆教育国策的制定和边疆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勃兴，渊源于民国时期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互动。从知识分子群体层面来看，边疆教育认知涉及边疆教育概念、边疆教育与边疆治理的关系、边疆教育与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教育的具体实践等问题，切实影响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对其社会实效的评判。探究知识分子群体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既可清晰窥探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历史轨迹，亦可考察近代中国国家意识视域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疆形态”及其学术价值，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经验总结和理论构想。     

边疆文化旅游开发与文化安全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文化安全包含四重维度.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主体、民族个体主体、国家主体和类主体(人类社会)的文化安全都带来了挑战,本文分析了四者之间的关系并从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一带一路”与边疆经济发展:基于满洲里市的税收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助推边疆经济的繁荣发展.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大力推进,中国边疆经济势必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而税收是边疆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税收与经济关系密切,税收对边疆经济的发展具有能动作用.文章在分析满洲里边疆城市的税收与边疆经济的关系基础上思考了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发展边疆经济,维护中国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实验民族志文本书写与现实建构——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实践与反思

边疆少数民族创造出多元和复杂的区域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情境当中,更多的实验民族志文本被社会实践所建构,成为人们互动和选择的现实依据和社会事实.当代实验民族志更多的是关注“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本文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讨论,结合马尔库斯和费切尔实验民族志书写理论,反思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社会结构,尝试提出“文化持有者”进行反复社会实践所建构的路径和维度,以期进一步理解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文化自觉意识.     

边疆人类学概述

人类学家关于边疆和边界的研究包括将内涵和认同层面存在差异的各个世界分离和联系起来的文化边疆，标示出地理空间的边疆以及形塑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community）成员资格的边疆。这些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常常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目前，社会科学已经逐步将对边疆关注的焦点聚集到其关系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不再将其视为政治边缘，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种探索路径。     

国家构建视域下的边疆地区政治整合

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走上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边疆的客观存在与具体状态的呈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构建的效果。为了将边疆地区更好地纳入国家管理的序列当中,使其形成最为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需要运用政治整合的手段来进行推动与转化。这种政治整合行为需要权威的政府或政党进行主导,并且通过合理有效的路径达成政治整合的目标。边疆对于现代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于内部而言,它是国家稳定与安全的节拍器,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外部而言,它是国际间交往的门户,是区域安全与发展的桥头堡。在国家构建的整体视域下,通过合理的路径针对边疆地区进行政治整合是强化政治共同体意识的需要,是维护边疆稳定乃至区域安全的需要,是促进边疆发展乃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对“异质性”较强的边疆地区的整合,从而形成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接受有序的政治安排。这就要求政治主体克服边疆地区固有的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之“分化”趋向,现实距离与情感距离之“疏远”态势,达成资源禀赋与多元一体之“整合”目标。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     

“Hmoob”“Mab”及“Suav”:美国苗族“Hmoob”人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

美国苗族“Hmoob”人,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语言. “Hmoob”人的语言属于苗语西部方言的一种次方言,其中某些词汇可能源于古代汉语.“Hmoob”人现今仍然在使用的几个词汇如“Hmoob”“Mab”和“Suav”能够清晰地反映出“Hmoob”人群体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建构的历史过程.在建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系统的过程中, “Hmoob”人的族际关系观念受到其历史迁徙过程与华夏民族观的影响,但文化自觉因素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Mab”一词与其衍生词汇在美国“Hmoob”人群体的当代自我认同与族际分野中仍然存在,但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释回鹘文契约中的yägän

在山田信夫刊布的回鹘文买卖契约中,有一个词出现过六次,它的转写字有三种"yägän"、"ygän"、"yigän",均译作"甥".他还把yägän taγay释为"甥舅".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yägän的汉译应该是"嫂子"或"婶子",yägän-im taγayam的汉译应该是"我嫂(婶)子、我叔(舅)".这个词组多出现在违约赔偿的句子里,即发生了违约现象,当事人的兄弟、子女、嫂(婶)子、叔(舅)都要承当后果.这个现象反映出在古代吐鲁番的普通家庭里,作为妇女的嫂子或婶子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     

关于元人桑哥所属“噶玛洛”部的两点考证

关于元丞相桑哥的族属问题,学界多有讨论,藏学家毕达克、仁庆扎西皆认为其是来自于“噶玛洛”部的藏族人,但并未对“噶玛洛”出现时间及活动区域进行详细说明.本文即以两位学者文章中所引资料为线索展开论述,进而推测“噶玛洛”人应出现在唐德宗时期,他们最初因吐蕃与回鹘的北庭之争而被赞普派去驻守于北庭,之后部分人可能逐步迁移至古“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一带,蒙元史料中的“渡黎吐蕃”、“不里吐蕃”、“波斯离”可能正是这批人因居住在“蒲类海”附近而获得的另一名称.     

“一带一路”战略下西南跨境次区域农业一体化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西南周边毗邻的越南、缅甸和老挝等东盟三国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在农产品贸易、农业技术合作、农业投资合作和农业产业合作等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为跨境次区域农业一体化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跨境次区域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经济互补性优势和“一带一路”建设历史机遇等有利条件为农业一体化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但同时也面临着互联互通基础设置不完善、农业市场体系不健全和农业政策不协调统一等障碍.因此,要推进西南跨境次区域农业一体化合作,需要从营造跨境次农业一体化合作环境、跨境次区域农业市场一体化合作、跨境次区域农业产业一体化合作和跨境次区域农业政策一体化等方面实现.     

“<Emphasis Type="Italic">Nobody Knows Me No More</Emphasis>”: Experiences of Loss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in Kinship and Non-Kinship Foster Care Placements

Youth in out-of-home care confront numerous disruptions in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but how they experience such disruptions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these changes as losses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d use of kinship foster care raises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such placements on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loss. Due to the overrepresent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in both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and in kinship placements, race is a central variable in understanding the kinship care context and how it impacts loss. Using interview data from 18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in kinship and non-kinship placements, qualitative findings are presented regarding differences in relational and locational disruptions and in perceptions of those disruptions. Compared to non-kinship participants, adolescents in kinship placements experienced fewer disruptions in relationships and location and also experienced the restoration of losses as well as outright relational gains in entering their relative placement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practice, and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Was <Emphasis Type="Italic">that</Emphasis> Racis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Microaggression Ambiguity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for Racial–Ethnic Minority and White Individuals

This study examined racial–ethnic minority and white identified participants’ perceptions of racial microaggressions in four video scenarios involving a white professor and a black student. Participants (N = 261)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bserve a one of the four video conditions. The video involved an interaction with no microaggression, a very ambiguous microaggression, an ambiguous microaggression, or an overt microaggression. Participants rated their observations of (a)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 the committer (white professor) and receiver (black student) of the microaggression, (b) positive emotions toward the committer and receiver of the microaggression, (c) perceptions on the degree of biasedness of committer, and (d) degree of positive perceptions of the committer. Analysis compared ratings of two groups, including racial–ethnic minority and white observers. We foun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vert condition and other three conditions on negative emotions, positive emotions, and attributions of the professor (i.e., cultural biasedness and positive perceptions). However,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 microaggression, very ambiguous, and ambiguous conditio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acial–ethnic minority and white participants’ ratings were detected. Implications for training,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offered in our discussion.     

回鹘文买卖文书中的bir ägsüksüz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一无悬欠"考

日本学者山田信夫先生认为,回鹘文买卖文书收付款语中的"bir agsüksüz"(一个不少)沿袭自敦煌汉文文书中的"一无悬欠".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不仅"bir agsüksüz"一个短语,而且它所在的整个句子的内容结构、语法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有关句子都相似.它反映的是13-14世纪汉文买卖文书的格式和套语.汉文契约文书的格式、套语的演变和发展历史悠久,曾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省思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以问题意识为中心

“区域研究”是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将“区域研究”这一研究术语”问题化”,回顾现有研究中的问题,探讨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可推进人类学生产出对身处时代的深刻洞见.“区域研究”的主流范式注重挖掘地方特殊性,而要走出因缺乏足够的跨学科意识而导致“内卷化”的局面,或可借镜对抗全球宰制力量的世界体系理论、重人本主义关怀的区域史以及注重反思话语的东亚/亚洲论述;与此同时,重温费孝通晚年灵活的思路转换过程,将对超越区域研究“地缘化”的思维惯性有所启发;而将区域作为一个研究范畴去思考,并关注流动与情感这两个有突破潜力的面向,或对推进“多声道”的区域研究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