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除港澳台的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影响和区域差异。进一步，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门限变量，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持续推动精神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而与物质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倒“U”形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可对共同富裕产生更强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精准滴灌数字普惠金融、深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构筑数字绿色金融协同新业态，以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151个国家1960—2017年的跨国数据构建了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整体呈“倒U型”关系，但这一关系只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发达国家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发达国家促进居民消费，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所带来的效应不显著。另外，消费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性财政支出和国家的系统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碳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常德市416份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常德市41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耕地碳生产率会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呈“倒U形”变化，拐点为3.929hm²，小于耕地生产率最大化下的经营规模拐点值(4.128 hm²)；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的经营规模与耕地碳生产率依然呈“倒U形”关系，而非农户的经营规模与耕地碳生产率则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业收入占比和集镇距离对耕地碳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耕地碳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据此，在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时，可将考虑碳排放和不考虑碳排放的最适经营规模作为下限值和上限值，提高耕地碳生产率，促进农业低碳绿色转型升级。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规模与风险关系研究——基于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的调查

为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应运而生,但其发展面临着信用、流动性等风险。基于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18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实地调研结果,以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贷款规模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运用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分析贷款规模对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信用风险与贷款规模呈U型关系;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流动性风险与贷款规模呈倒U型关系;发起人股金占社员股金比重对信用风险没有显著影响,对流动性风险有显著影响。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产业集聚与城市能源效率：理论机制与空间经验证据

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是目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提高能源效率则是解决该双重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考虑到上述事实，基于改进的产出密度模型探讨了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利用2006—2019年278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共同前沿数据包络方法测算能源效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加以验证并探究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掘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协同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创新水平与资源错配是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中介机制。长短期效应的分解显示，在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会对能源效率提升有较大影响；而在长期，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此，应更加注重未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创新水平；同时，也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实现能源效率的长久提升。     

学术信息

金融发展令收入差距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研究的金融视角》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目前资本收益的分配格局中,国家占了26%,居民个人占22%,这表明财产因素对收入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他认为:财产分配的不平等要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金融的发展,包括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他通过“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没有呈现“倒U形”曲线的迹象,这也表明,如果不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今后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他提出一系列金融方面的政策…     

股权集中度、债务结构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

企业债务结构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具体来说,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会选择更高的负债水平,债务水平越大的企业其生产效率越高,且企业存在最优的债务水平。另外,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生产效率、负债结构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而言,随着股权集中度增大,其企业生产效率先增后减,表现为一个倒“U”型关系,而企业负债水平则下降。     

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实证分析——基于影子银行业务视角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暴露了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巨大破坏力。我国影子银行作为金融管制下的金融创新产品与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一方面,影子银行业务有助于解决现阶段我国融资渠道窄、金融效率低下等问题,进一步推动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由于自身的期限错配、高杠杆率等特点也会对商业银行体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负债资产比及资产波动率与信用风险研究

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EDF模型是现代信用风险定价与度量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对其适用性的研究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计量水平、国际竞争能力与监管机构风险监管能力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通过利用我国26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与股票价格所组成的面板数据。对该模型所揭示的负债资产比、资产波动率和信用风险之间存在的两个内联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负债资产比与信用风险存在正向关系,资产波动率与信用风险也存在正向关系,这两条结论均符合EDF模型。     

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科技金融已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科技金融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两条路径；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受制于制度环境，呈现边际递增与倒“U型”门槛效应。鉴于此，亟待进一步提高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实施差异化科技金融发展策略，构建高质量的制度环境。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与职业成长的倒U型关系研究——工作旺盛力与成长需求强度的作用

以资源保存理论和情感信息理论为基础，从“增益-损耗”双路径视角出发，对全国11省(市)20所高校的634名青年教师进行问卷调研，考察了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对自身职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时间焦虑已成为青年学界的群体性症候，“青焦”问题亟待关注。超八成受访者具有中度及以上的时间焦虑感，并且在婚姻状况、高校层次、岗位类型和职称级别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时间焦虑感对工作旺盛力具有倒U型影响，并通过工作旺盛力的瞬时中介作用间接对职业成长产生倒U型影响；与此同时，青年教师内在的成长需求强度能够显著调节时间焦虑感与工作旺盛力之间的曲线关系，纾解“过犹不及”效应。     

环境规制类型与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新常态的经济大逻辑下,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局面,探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文章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测度了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类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主要在于创新、协调和开放三个维度；环境规制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非简单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而命令控制型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产业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偏效应最大；打好环境规制的组合拳,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柔性与融资约束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前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者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以及上述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该研究结论扩展了融资约束的前因与机理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理论依据、经验证据与行动方向。     

金融脱媒对大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在利率市场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重背景下,以五大商业银行2007—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金融脱媒对大型商业银行盈利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脱媒带来的矫正效应可以抵消资产脱媒和负债脱媒对大型商业银行利润的影响;银行规模对提高盈利能力有正向作用;不良贷款率和脱媒矫正效应的上升会削弱银行盈利能力。因此大型商业银行应从促进传统业务发展、积极发展中间业务、积极融入互联网金融体系等方面增强盈利能力。     

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社会嵌入补链研究

利用2011～2021年中国31省份数字金融数据,基于区域金融视角分析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机理,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分解,发现存在非均衡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构建多层统计模型,对区域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差异驱动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及“嵌入性”补链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的区域地理、人口、产业分布、资本配置对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贡献率为80%;社会嵌入性结构、网络关系、认知、文化、政策等社会嵌入变量对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贡献率为20%。据此认为“社会嵌入”是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理想补链工具,且能较好地使数字金融的内生性与外在性融合。因此,要注重区域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嵌入”补链路径依赖逻辑,优化社会嵌入性因素对数字金融高质发展的影响,保障传统金融与区域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对接补链。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