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吗？ ——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和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419%;但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却不显著;由性别失衡引致的婚配竞争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据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五年内能够累计增加居民消费19 785.99亿元至27 363.57亿元,提升居民消费率0.63至1.04个百分点。     

所有制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居民消费不能忽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通过构建“生产—分配—消费”为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199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所有制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有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国有经济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来居民消费率0.071 0个百分点的提升；国有经济通过劳动收入份额这一中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率，国有经济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0.108 2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居民消费率提高0.141 9个百分点。     

金融包容水平与收入分配平等——基于跨国研究视角

金融包容发展能起到降低收入不平等、消除贫困等重要作用,金融包容水平是金融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文章集中考查金融包容水平与收入分配方面的关系。金融包容水平由IFI指数来代表,而收入分配状况则由基尼系数来表示。通过构建面板VAR（PVAR）模型,计量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水平对收入分配状况有显著影响,提高金融包容水平,能有效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将会减轻.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多数发展国家在贸易开放的同时也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的恶化,这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悖.运用22个省区市1992至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可对中国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贸易开放的地区差异性进一步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倾向于缩小收入不平等.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与物价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     

学术信息

金融发展令收入差距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研究的金融视角》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目前资本收益的分配格局中,国家占了26%,居民个人占22%,这表明财产因素对收入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他认为:财产分配的不平等要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金融的发展,包括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他通过“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没有呈现“倒U形”曲线的迹象,这也表明,如果不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今后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他提出一系列金融方面的政策…     

税收、转移支付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顶层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充分发展。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影响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使用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中国财政体系(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顶层收入者面临的税率越高、获得的补贴程度越小,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顶层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波动幅度越大,顶层收入不平等越严重。实证结果显示:顶层收入者面临的实际税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反向相关关系,其获得的补贴程度、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标准差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正向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有限,且在考虑隐性收入后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发达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显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应当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隐性收入,借鉴域外国家财政体系构建经验完善中国的财政体系,最终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跨国数据协整分析

依据 88个国家 1990 - 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分析方法分别对全体国家样本、发达国家样本以及发展中国家样本的金融结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 ,发达国家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相关关系 ,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非常小 ;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且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这与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国情相吻合 ,即不能盲目实行赶超战略和模仿发达国家建设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 ,并对当前我国选择以银行为主导、股票市场发展为补充的金融结构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城乡居民收入相对不平等——基于中国地区面板数据的检验

从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重要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一个以泰尔指数为基础的收入差距实证模型,系统地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整体效应与结构效应。研究发现：部分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金融发展存在拉大城乡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干预成为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手段;经济发展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信任水平相关性:基于量化分析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调查数据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社会信任之关系进行曲线回归估计后发现: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社会信任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纯的正向或负向的关系,而是呈现三次多项式曲线即"N"型曲线的关系。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省份的收入差距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处于"N"型曲线的下行阶段,即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产生不利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与居民消费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系统GMM的检验

利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但具有很大的区域性。东中西部地区比较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中部、西部;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由大到小为西部、中部、东部;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西部、中部。     

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探源——以宁夏为例

本文围绕宁夏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状况,从投资、消费和居民收入分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主要原因,一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消费率难以提高;二是消费结构不协调,居民消费比重太低;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协调,居民分配收入份额下降;四是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五是城乡之间、居民内部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居民收入增长质量,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广东省居民消费平滑研究

文章运用2008年和2009年广东省659户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广东省居民的消费平滑程度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两种效用函数形式下的全消费保险模型假设均不能拒绝,广东省居民特异性消费风险完全被分散,居民消费的改变与村庄平均消费的变动一一对应,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居民消费无显著影响.考虑金融发展变量的消费保险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广东省居民的风险分担有显著作用,且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削弱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金融摩擦的测算与国际比较:基于DSGE乘数效应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加速器”和合约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一种测算金融摩擦的新方法。该方法以“金融加速器”理论为依据,通过货币冲击下的脉冲响应计算各国产出乘数和投资乘数,构建反映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的金融摩擦指标,并进行国际比较。通过数据模拟发现,各国产出和投资呈现明显乘数效应,且乘数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为构建金融模型指标提供了依据。在货币政策冲击下,短期内金融摩擦与国家发展水平无关,体现出金融摩擦存在的普遍性;长期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摩擦程度高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成熟密切相关。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摩擦实际较低,体现出金融和信贷市场的相对有效性以及合理监管。提出的金融摩擦测算方法与现实经济运行具有一致性,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摩擦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有限理性决策视角

在相对收入假说框架下,基于消费者“有限理性”与个体自我约束,研究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不平等使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相反变动,显著扩大城乡消费差距,而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使得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进一步划分消费结构后,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促进城镇居民生存型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抑制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居民理性预期则修正城镇与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偏离,也促进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以上研究不仅为全面理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与消费结构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供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金融发展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长期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454%;金融机构信贷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363%;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在短期由正向转为负向,教育水平冲击和金融发展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正向影响,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负面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文章提出了扩大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双循环视角下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探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情形下，收入差距、消费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匹配了一套高质量收入不平等国际数据，并使用经典模型验证了数据的可靠性，进而从理论层面分析“外循环”和“内循环”发展模式下“收入不平等—消费内需—经济增长”路径，在经典模型中引入内需变量，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系统GMM)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以“外循环”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收入不平等加剧与内需占比下降同时发生会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以“内循环”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收入均等化与内需占比上升同时发生也会促进经济增长。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应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转变。     

收入不平等、需求有限性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基于3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探寻需求不足的成因和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总体有效需求水平在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的作用。采用理论模型中的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值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区别于传统使用基尼系数方法来测度收入差距水平。基于2000-2019年30个国家面板数据,模拟出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并设定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总体有效需求水平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的增大将引致总体有效需求水平的下降进而限制经济可持续增长,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与人均GDP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持续扩大对总体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形成限制性约束,总体有效需求不足的形成进一步限制总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的研究为理解当前国内外需求不足和后工业化阶段增长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国居民消费率影响因素探析

本文分析了1989-2008年我国20年间的居民消费率的变动状况,得出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从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01年以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通过分析找出了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因素。     

居民消费率与储蓄率关系分析

通过分析居民消费率和储蓄率对经济的影响,建立回归模型研究居民消费率和储蓄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率、商品房平均价格增长率、老龄化指数、社会保障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关系,以及居民消费率和储蓄率二者关系,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改善居民消费率和储蓄率现状、促进经济更好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