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87-2005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有证据表明中国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程度随经济发展先提高后降低的现象(也即不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Kuznets倒U型关系),转折点大约在人均GDP达到15 870元(1987年价格水平)时出现.文章随后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本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随着上期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提高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没有发现一致的结论.     

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来自于CHNS的数据

基于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8次农村家户数据,运用收入不平等的要素分解方法,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及收入差距的现状、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等。实证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收入不平等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且有不断升高的趋势。就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而言,农业收入因子是不平等促减的,家庭经营、工资以及再分配等收入因子是不平等促增的,并且工资收入因子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除1991年以外,其贡献都超过40%。至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则主要归因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结构性效应。     

边际税率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在使用平均税率控制税收与经济的逆因果关系下 ,由截面回归分析边际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发现边际税率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水平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它说明在维持平均税率不变时 ,地方的边际税率越高 ,越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提高 ;地方降低边际税率 ,则可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GDP水平     

居民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评价

居民的实际感知与经济增长的客观事实相背离,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表现,实证研究发现,人均GDP、消费以及GD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作用呈非线性关系。在控制居民个人特征以及区域特征以后,人均GDP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感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消费增长的效应则是显著的。 GDP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是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基于实证分析而得出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注重和加强改善民生尤其是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GDP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时间与地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份额持续降低已成共识,但既有研究未能指出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差异.文章基于199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法估计对影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的因素存在差异;(2)劳动报酬份额对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产生正向影响,资本深化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城乡差异;(3)地方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金融深化等因素对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的影响不确定,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因城乡、地区和样本区间而异.为此,决策者应充分考虑城乡和地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作用效果的变化趋势来制定相关政策,以提高居民收入份额,使居民在经济增长中获益.     

基于社会经济因素的重庆主城区机动车增长预测研究

分析重庆市主城区机动车发展的现状特征,研究国内外各大城市机动车发展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机动车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均GDP或平均家庭收入,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千人汽车拥有量随着人均GDP或平均家庭收入的增长符合S曲线增长规律.在此基础上,采用S曲线法进行重庆市主城区机动车拥有量预测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收入不平等与中国老年人非正式照料

伴随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长期照料需求正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文章基于2014年、2018年CLHLS连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影响因素，并估计了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非正式照料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数、由退休金或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丧偶、失能程度等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基准量，而社区提供健康教育显著负向降低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基准量。在具体效应方面，收入不平等综合影响比重达到了76.86%，其中，收入不平等正向溢出效应贡献了88.66%。在影响程度的单边效应方面，收入不平等正向溢出效应高达58.12%，负向挤出效应为33.33%，净效应达到了24.79%。性别和地区特征下的群体异质性较小，但伴随老年人失能等级提升，收入不平等净效应呈现降低趋势。因此，根据收入不平等形成机制，以提升老年人照料水平为导向，文章提出降低收入不平等、优化正式照料资源供给、强化制度保障等政策建议。     

江西省城市发展水平的分析及评估

依据灰色系统原理 ,采用灰色定权聚类方法对江西省 11个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估 ,聚类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 ,评价指标包含城市化水平、GDP、GDP年均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上市公司净资产增长率和银行存贷款 (余额 )增长率指标来分别代表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金融资产增加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模型 ,并对 1998- 2 0 0 0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与股票市场金融资产和银行金融资产的平均增长率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银行资产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明显 ,并对其原因作了深入分析     

公共教育支出、收入不平等与共享式增长——基于寻租理论的分析

寻租理论揭示了公共教育支出与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公共教育支出领域的不平等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特征:它不仅会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率,而且还会强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共享式社会与更高的长期均衡收入联系在一起,并且较高的初始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会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率.由于在公共支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寻租活动,导致即便实施了旨在促进共享式增长的公共教育支出政策,但结果也可能不利于低收入家庭.因此,在研究如何实施公共教育支出以实现共享式增长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初始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并对低收入家庭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     

郊县服务业发展态势分析

郊县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郊县服务业的增长与工业增长、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变动和城市化水平变动有密切的关系 ;农业发展对服务业的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影响不显著 ;郊县服务业的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有着极为密切的线性关系 ,说明人均收入增长也是促进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基层人才队伍质量,也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面板数据,分析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并且在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和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并存情况下,村主任增收渠道和效应产生了不同的受益群体,能够显著增加种植大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山区等信息封闭的地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对农民家庭收入及结构影响更明显,能增加山区农民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减少其人均救济低保收入。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农民家庭分类施策、因材施策,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与减少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农民工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流动模式与代际差异

文章利用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存在明显的流动模式差异与代际差异.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分解表明,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则为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对基尼系数进行的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显示:流动模式差异对农民工家庭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而代际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城镇化过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社会差别的重要体现,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借鉴国内外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方法,对1978—2011年30多年来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变动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特征,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和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同步,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有所改变。与城市居民相比,北京市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还存在较大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扩大，而这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反过来又对以后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文章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出分析。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通过影响消费品结构和储蓄水平，提高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则会导致社会最终需求不足，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     

劳动力转移障碍、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互补性技能约束的视角

西方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由某些共同因素决定.1978-2012年中国的时间序列分析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散点图显示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转移障碍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反向作用导致的.基于存在劳动力转移障碍的统一增长理论研究验证了经验结论,结果发现劳动力转移障碍导致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技术进步导致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中国当前应加快互补性技能培训的公共教育体系形成,以有利于破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并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     

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税收、转移支付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顶层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充分发展。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影响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使用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中国财政体系(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顶层收入者面临的税率越高、获得的补贴程度越小,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顶层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波动幅度越大,顶层收入不平等越严重。实证结果显示:顶层收入者面临的实际税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反向相关关系,其获得的补贴程度、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标准差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正向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有限,且在考虑隐性收入后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发达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显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应当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隐性收入,借鉴域外国家财政体系构建经验完善中国的财政体系,最终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