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下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深入发展,旅游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乡村旅游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选取山东省六处典型乡村旅游社区,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对比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社区居民政府信任及居民感知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在旅游感知收益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旅游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但与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显著;（3）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均正向影响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而且社区参与通过旅游感知收益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4）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和社区依恋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水平差异显著。     

城市女性居民社区参与主体性的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城市社区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主体性是推动女性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本动因,深入分析女性居民城市社区参与主体性提升的影响因素,可为制定有效的城市社区治理策略提供有益参考。综合国内外女性社区参与理论,立足宏观—中观—微观视野,分别从制度建设、社区行动、个体觉悟层面,对山东省城市女性居民社区参与主体性问题进行调研。运用SPSS26.0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影响女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体性提升的首要因素是权益保障制度;其次为赋权增能、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和激励扶持制度。因此,应着力从加强女性居民社区参与的各项制度建设、改进社区工作机制为女性居民社区参与赋权增能、建立女性居民社区参与激励机制、鼓励女性居民社区参与主体性自我激活等方面提升女性居民社区参与主体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内生动力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是我国重大战略部署，政策扶持、社会帮扶等外部拉动作用明显，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基于社区参与的角度，以皖北地区为例，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依照认知—情感—行为的逻辑框架，探究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的感知效应、地方依恋和参与意愿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感知效应中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对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环境效应对促进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不足。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均显著影响参与意愿，说明社区居民的情感眷顾对参与行为的作用十分显著。感知效应中除经济效应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维度均正向作用地方依恋。说明社区居民对家乡的情感多受地区文化、地区环境影响，而乡村经济效应对社区居民情感的正向刺激较小。     

公众参与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公众参与对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在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公众参与会推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加大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进而间接影响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在区域视角下,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环境问题治理难度低,故公众参与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发挥的作用比发达地区更明显;此外,公众参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的公众参与不仅能对本地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发挥正向作用,同时这种正向作用又能辐射到周边地区。因此,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能够弥补正式环境规制的不足,本研究对减污降碳治理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政策介入、社区类型与#br# 社会组织行动策略#br# ——基于上海爱芬环保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案例的历时观察#br#

摘要： 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组织因其在实现社区垃圾分类有效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广受关注，但现有研究对社会组织究竟如何开展社区垃圾分类仍缺乏深入的揭示与归纳。从政策介入与社区类型两个维度构建出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并以过程追踪方式对爱芬环保介入的四个不同类型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及选择逻辑。研究发现：（1）相对于政府的强制性，社会组织的柔性和灵活性更能够在社区动员中不断调适其行动策略来适应不同情景，进而有效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垃圾分类；（2）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经历了从说服、参与、赋能到授权的转变，在参与方式和内容上发生显著变化；（3）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具有权变性，受政策介入和具体情境的双重影响。     

城市居民社区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的数据和问卷为基础,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年龄、社区类型、是否党员、单位性质和阶层认同因素对居民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行为影响显著;而收入、住房产权因素对社区居民投票行为影响不显著,并分别对其进行了理论解释与分析.最后对将来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社会凝聚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探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推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长株潭地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调研数据,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会凝聚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差距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人际信任、组织关系、社会融入、身份认同、社会宽容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制度信任、个人关系、社会组织支持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影响不显著;显著因素的内部次序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据此,在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要强化人际信任和组织关系,促进社会融入和社会组织参与,调适社会宽容和社会差距的程度,加大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力度。     

科技创新驱动下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驱动下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治理效率呈“东-中-西-东北”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分布,且整体治理效率有待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科技投入和创新水平对环境治理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环境投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媒介使用在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的数据,使用Ordered Probit回归建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新媒介（互联网和手机）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中央政府层面,新媒介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介。基于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政府在传统媒介平台上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环境信息需求,着手从新媒介平台搜集公众建议以改进环境治理,重点针对新媒介平台上的环境热点事件制定解决方案。     

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形成与社会情境息息相关,社会情境在引导和塑造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借鉴S-O-R理论,以感知价值为中介变量,建立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影响的概念模型。基于所采集的南昌市309份有效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政策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规范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价值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分别在政府政策和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乡村社区环境感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探究环境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对学界研究社区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关系提供研究依据。采用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及量表统计的方法,对福州市晋安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福鼎市及永泰县的乡村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2个维度的感知情况入手,对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环境感知中的“生物多样性及景观”“水质”等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环境感知中的“村庄风貌”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环境感知的回归系数全部为正,人工环境感知回归系数有正有负。可以看出：自然环境感知和人工环境感知都会影响乡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且自然环境感知对乡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生态保护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依旧应当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三社融合”：小岗村社区治理创新行动实践及其优化对策研究

探讨并分析凤阳县小岗村推动“三社融合”社区治理创新行动的背景、主要做法、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其优化对策。认 为遵循“以社区党建为核心,以社区协商和社区营造为抓手”的操作原则,通过开展社区党建、社区协商和社区营造有机融合 （简称“三社融合”）的社区治理创新行动,建立“三社融合”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可以破解当前中国城乡社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的 社区治理目标不系统、治理方式行政化、治理行动路径碎片化等问题;可以把城乡社区的党员、居民和社会组织等与社区发展 利益相关的“行动者”拉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在行动中推进居民的改变、党员的改变和社区的改变;可以实现维护社区稳定和谐 和激发社区内生活力的有机统一,加快推进中国的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治理情景感知与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研究——一个经验依赖的视角

通过构建基于经验决策理论的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决策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规模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形成机制及其路径差异。首先在经验依赖视角下,构建了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决策机制的路径框架,并根据不同治理情景感知差异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基于2017年湖北省生猪规模养殖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PS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拥有生猪粪便资源化处理经验会显著提升规模养殖户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在强制性环境治理情景中,由于政府管理感知与资源化经验在养殖户参与决策中存在替代效应,弱政府管理感知会进一步增强资源化经验对其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在诱致性环境治理情景中,由于社会互动感知与资源化经验具有协同效应,强社会互动感知会进一步增强资源化经验对规模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由此为农村“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环境治理模式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环境治理模式的协调提供了可能思路。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抑郁的中介作用及年龄组差异

文章基于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使用线性回归模型、逐步回归法和系数乘积法分析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和抑郁的中介作用,同时进一步探讨作用机制的年龄组差异。研究发现,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41,P<0.05）,抑郁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2.75%,且志愿活动参与对不同年龄组的影响系数及作用机制明显不同。研究结果对于预防和干预中老年抑郁,提高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元分析的社区安全影响因素及治理对策探析

现有社区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学者之间存在较多分歧。为了探寻社区安全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强度,基于中外实证研究文献,采用元分析(Meta Analysis)方法,采集了62个独立效应量和5 968个样本,对社区安全的影响因素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环境、居民参与度、社会、管理和政府部门介入程度6种因素对社区安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力最大,居民参与度和社会因素次之,环境因素和政府部门介入程度影响力较小,同时验证了管理因素对社区安全具有调节作用。活跃社区经济、增强居民参与意愿和社区管理制度革新是现阶段我国快速高效提升社区安全的有效途径。     

虚拟社区顾客参与服务创新影响机制

基于交互记忆系统,探究虚拟社区顾客参与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构建具有调节效应的虚拟社区顾客参与服务创新的中介效应模型,通过SPSS和AMOS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效度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法、Bootstrap法和层次回归分析法通过计算分析验证了相关假设。研究结果表明:（1）顾客参与服务创新显著正向影响服务创新绩效和交互记忆系统,交互记忆系统正向促进服务创新绩效;（2）顾客参与服务创新对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被交互记忆系统完全中介,主要通过可信度和协调性维度起中介作用;（3）顾客社交关系质量正向促进顾客参与服务创新对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社区网络交互能力正向调节交互记忆系统和服务创新绩效间的关系。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于凉山州D社区的主客位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工程,通过主客位视角分析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现状,可系统呈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实地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的“五位一体”治理模式,其内核是构建以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干部为主、“半组织化”吸纳的社区骨干为辅的运行架构。受生计理性、社区认同、制度实践等因素影响,少数“强参与”的居民与多数“弱参与”的居民在需求、动机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可行能力培育形成挑战。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在充分发挥两委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力量,从内源上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可持续发展增权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