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于个性与母性矛盾漩涡中的女性——《雷雨》中蘩漪与侍萍生存困境的再思考

《雷雨》是我国现代文坛上的经典剧作之一。剧作家曹禺以其特有的艺术感受和生活体验,塑造了两个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侍萍和蘩漪,并在戏剧冲突中揭示了个性与母性在女性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雷雨》中寄寓着曹禺对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及其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审视。     

论《日出》中女性人物的悲剧

《日出》塑造了一系列散发着独特魅力的悲剧女性形象。曹禺以对中国女性的同情和理解,用深沉哀婉的笔调描绘了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背景中,陈白露、翠喜和小东西等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她们复杂的矛盾心理及其悲剧命运的根源。这些女性人物的悲剧增添了作品控诉的力量。     

陈白露是“堕落”的“娜拉”吗？

曹禺剧作<日出>中的女主角陈白露是曹禺剧作中少有争议的女性形象之一.大多数人把她看作是中国"娜拉"的"堕落型".曹禺在<日出>中不是为了给"娜拉"中国版找一个范本.相反,陈白露这一"交际花"的形象恰恰证实了曹禺对中国传统妇女"贞操观"与众不同的看法.     

悲情交际花——论20世纪30年代前后“陈白露”式的交际花形象

《日出》中的陈白露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典的交际花形象。本文考察了交际花产生的历史背景,陈白露的生活原型和曹禺创作这一艺术形象的心态,认为＂陈白露＂式的交际花群体是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失败的时代产物。     

对曹禺民主革命时期剧作中的女性形象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从他创作第一部剧作《雷雨》起,直到1942年改编《家》止,整整十年内所写的六部代表性作品,无一不表现了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同情和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雷雨》中的蘩漪、侍萍、四凤,《日出》里的陈白露、翠喜、小东西,《原野》里的花金子,《蜕变》里的丁大夫,《北京人》里的愫方、瑞贞,《家》里的璃珏、鸣凤、梅芬,这些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无不渗透着作者的心血。曹禺把他全部的感情、炽烈的爱和艺术生命,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她们。     

出走与走出：曹禺剧作对叛逆女性的命运探索

曹禺在早期的四大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塑造了如蘩漪、陈白露、花金子、愫芳等情感丰富、性格各异、命运多，艮的女性叛逆者的形象，她们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从无觉悟和无反抗到觉醒到彻底的醒悟，最终勇敢地冲出封建藩篱，投奔光明，表现了曹禺对封建旧制度下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深切的同情，对新时代新社会的憧憬与肯定。     

试析《雷雨》中繁漪及曹禺戏剧中其他“雷雨性格”女性形象

繁漪是《雷雨》中具有“雷雨”性格的悲剧性人物,而繁漪的人生悲剧又是一出性格悲剧,她性格中强烈交织着的封建与反封建、勇敢与软弱、崇高与自私促成了她的极端行为,以致把剧中人物包括她自己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像繁漪一样人性张扬的女性形象在曹禺的剧作中还有陈白露、金子、愫芳等,这一系列繁漪式女性形象无一不折射出曹禺崇尚个性解放、关注人性张扬的女性观。     

曹禺《雷雨》中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

曹禺的《雷雨》中有显而易见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特别是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曹禺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充分利用了区分对比、心理分析和疯子形象等戏剧手法。而在构建《雷雨》的情节时,曹禺也使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多条线索和戏剧反讽等戏剧技巧。莎士比亚对曹禺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在绝望中寻求解放——对“我”和蘩漪的女性解读

美国19世纪女性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的小说《黄色墙纸》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曹禺的《雷雨》都塑造了遭到父权制家庭残酷压制的“疯女人”形象——“我”与蘩漪。作品中两个“疯女人”不约而同地以疯癫的形式反抗男权中心话语体系,宣讲了在这个“他者”社会中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遗憾的是她们最终都没有突破男性自我的“他者”界定。     

新旧社会交替时期中国女性追求解放的历程——浅析繁漪、陈白露、愫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的觉醒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传统主题。曹禺先生塑造了繁漪、陈白露、愫芳三位身处黑暗而渴望光明的女性形象,通过描述这三位女性在觉醒和反抗过程中各自表现出的不同的特点,形象地揭示了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中国女性追求解放的艰难历程。     

女性言说与男性叙述的冲撞——对曹禺剧作的女性主义解读

曹禺剧作中存在着女性言说与男性叙述的冲撞。一方面 ,曹禺不仅使其笔下的女性拥有了一定的言说空间 ,还极力使她们成为文本的代言者 ,成为男性中心话语的有效解构者。另一方面 ,在女性言说的背景与缝隙处 ,曹禺又不期然地进行着鲜明的男性叙述 ,流露出作者对传统男权意识的承继。曹禺剧作中女性言说的凸显表明了作者追逐时代精神的自觉努力 ,而男性叙述的存在则显示出传统文化的沉潜与观念更新的艰难     

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之比较研究

曹禺创作从前期悲剧转入后期喜剧涉及到他的深层精神立场。超越精神是曹禺悲剧的精神立场,实用理性是他喜剧的精神立场,《北京人》作为正剧是两种精神立场冲突的结果。由此可以深入地分析曹禺创作的内在理路,把握曹禺剧作的深层意蕴,并对曹禺创作道路及其所依托的精神传统展开一定的反思。     

曹禺剧作诗化特征的流变

曹禺剧作富有浓郁的诗意 ,同时 ,随着其创作过程的持续 ,其剧作的诗意也处于流变之中。本文拟从曹禺创作中的理想世界、艺术氛围、戏剧意象、情感基调等几个方面去捕捉其诗意流变的轨迹及走向 ,以便从整体上更全面具体地理解曹禺剧作的艺术风格及审美特性     

阿尼玛与阿尼姆斯--论曹禺早期剧作的角色配置模式

运用荣格心理分析法的"阿尼玛"、"阿尼姆斯"有关理论,从内部分析了曹禺早期剧作中"男弱女强"角 色配置模式的生成动因,认为这种模式是男主人公身上的"阿尼玛"、女主人公身上的"阿尼姆斯"付诸行动的结 果,是"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心理原型的投射,同时也源于曹禺自身的"阿尼玛"气质。     

论老舍与曹禺的婚恋择偶观

老舍和曹禺独具特色的婚恋择偶标准既是他们女性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们和女性真切交往的现实反映。理性使老舍没有在那场刻骨铭心、美好曼妙的初恋失败后走向沉沦,反而坚定务实地寻找适合于自己的人生伴侣并组建起幸福温暖的婚姻家庭。激情使曹禺大胆走出不满意的婚姻,勇敢寻找自己的真爱和归宿,三次婚姻并不代表曹禺朝三暮四、喜新厌旧,恰是他作为现代文明人,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男女两性婚恋的明证。老舍、曹禺无论是从理论抑或实践都给我们现代人在婚恋择偶方面做出了示范,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也许不简单地限于文学范畴。     

曹禺诗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曹禺凭借心灵和激情进入创作过程,把艺术的独创同时代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在学习、借鉴古希腊悲剧、西方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戏剧观念及其创作机制,以及吸取中国文艺传统的过程中,曹禺形成了他独特的诗化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由此把中国现代戏剧创作推向了高峰。     

男性中心意识下的误读--对周蘩漪、曾树生认知错位的思考

周蘩漪、曾树生分别是曹禺的名剧《雷雨》和巴金的小说《寒夜》中塑造的两位女性人物,她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内涵,作者和读者同样对二人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投射。这种主观意识却与文本人物的客观意义存在不容忽视的错位问题。造成这种错位的根源,是男性中心意识给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造成的消极影响。     

论“繁漪”与“曹七巧”自我否定彻底性差异之原因

曹禺、张爱玲是中国文坛上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他们笔下创作的人物形象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其中两个突出的女性人物形象“繁漪”、“曹七巧”在具有共性的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个性。文章从两个经典女性人物的自我否定彻底性差异入手,就曹禺、张爱玲在塑造人物时,赋予人物主体痛苦承受的差异以及两人在生存背景差异下造成的女性认知差异两个方面,论述了“繁漪”、“曹七巧”自我否定彻底性差异的原因。     

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