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务实态度构建中美战略协调关系

中美关系是中国和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关对于如何定位双边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尽管中美两国曾试探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式的关系,但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冷战思维和霸权政策严重阻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笔者认为处理中美关系最关键的是要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对待中美关系,利用眼前出现的有利时机,稳定中美关系,确立一种战略协调关系,以求得新的发展机遇。     

关系互动、身份调整与外交决策——解析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2—1979)

中美关系从破冰、缓和到最终实现正常化历经了长达十年的曲折反复。尽管当时中美面临着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但为什么两国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最终实现正式建交?事实上,中美仅存在共同利益基础是不够的,要实现关系正常化需要两国改变对彼此的负面认知,而这一进程只有在外交层面的关系互动中才能实现。本文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探讨中美关系互动,认为正常化是外交决策中一国自我身份朝两国共同的建交目标调整的动态过程,而关系互动是身份调整的动力。以中美关系缓和为标志,两国开启了为实现建交的关系互动,美国自我身份开始趋向共同的建交目标;在尼克松晚期、福特时期和卡特早期,中美关系互动出现反复,美国身份在自我调整中偏离了建交目标;但到了卡特后期,中美关系互动深化,美国自我身份快速地从偏离建交目标走向关系正常化。探讨关系互动也有利于新时代中美澄清对彼此的认识,改变思维定式,避免误判,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正向推动力。     

论中美共同利益与结构性矛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影响的上升 ,特别是“9·1 1”事件后 ,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正在增加 ,结构性矛盾尽管还存在 ,但其重要性暂时有所下降或尖锐程度暂时得到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与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在各领域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美国一直是在它全球战略的框架内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这决定了不同时期中美关系五个领域在美对华战略中重要性的不同排序。中美在世界战略格局等战略与安全观念方面存在碰撞与相容性。有必要利用目前有利时机 ,构建中美长期战略稳定与合作关系框架。它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两国共同利益的作用和防止两国结构性矛盾激化     

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的安全战略选择

正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已经全面展开,两国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难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本质的必然结果。习近平主席近年来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来应该成为中美继续保持建设性合作以及冲突管控的思想基础,但美国仍然执迷不悟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华盛顿的战略和政治精英今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正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向中,关键的变量并非只是中美的互动方式,"第三方"因素,即对中美未来的发展进程能够起到战略性平衡作用的国家或者国家组织对中美关系的反应与应对的策略和战略选择,将同样对中美竞争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将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是一个具有重大紧迫政策性和学术性的课题。     

China's Political Change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对西方国家形成了很大的震动。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发展,而是在解冻与建交之间长期徘徊。其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造成了复杂的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国内政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局稳定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条件。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

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两个关键角色,在其变革过程中负有特殊责任。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既有合作机遇也有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的走势不仅直接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发展,也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与进程。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良性互动,既有助于中美关系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中美新能源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新时期中美新能源合作拓宽了中美关系的边界,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重塑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中美新能源合作依然面临“技术管制”、“碳关税”、“产业补贴政策”等阻力和障碍,这些因素甚至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和政治关系的发展,中美双方应该继续强化积极因素,消除不利因素,促进两国新能源合作。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韩国角色论析

不同的国家在国际社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角色随着自身需求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是在不同的角色间转换和摇摆。国家的角色在彼此相互认知中建构和确定。韩国在中美关系影响下所扮演的角色异常复杂,主要由韩国的自身需求和中美两国对韩国的影响所致。韩国根据自身的安全战略需求有自身的角色定位和期望,同时寄希望于中美两国。美国因韩国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美韩同盟关系,对韩国有很大的角色期待,希望韩国成为东亚地区遏制朝鲜和牵制中国的棋子。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期待韩国不要损害中国和平崛起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周边环境,并有益于朝鲜半岛和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关系和朝核问题解决的不确定性使韩国在外交上摇摆于中美之间。韩国时而偏向中国,时而靠近美国。韩国的角色是中国、美国和韩国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实际上是中美韩三国间的博弈,从中可以进一步清晰地看出韩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尴尬与困境。     

试论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中美两国在保持台海地区的稳定、一个中国、两岸交流与对话、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等问题上达成了有限却十分重要的共识。这些共识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有利于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     

从世纪之交看美国对华政策

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在一次次摩擦中 ,两国走向对立冲突的边缘。令世人欣慰的是 ,在经过了曲折的过程之后 ,两国关系终于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1 997年 ,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确定两国的关系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此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从 90年代初“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到 90年代末“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 ,中美关系走过了伟大的转折。这一转折是艰难的 ,它既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根本地将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整体实力的上升与战略地位的提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转变相连 ,90年代以来的台湾问题也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台湾问题既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反作用力。台湾问题的变化不但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中的重要影响及作用 ,也说明美国的对台政策服从于其对华政策。     

十问中美关系

弹指一挥间，中美建交35年后的今天，诚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美两国已从当初的相对隔绝状态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与全球影响愈来愈凸显。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官方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理念,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内涵有着丰富的时代意义。本文将着眼于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从如何走出历史上大国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历史魔咒出发,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前景进行再思考。     

从上个世纪之交到本世纪之交的中美日关系——从中国人角度看

从上个世纪之交到本世纪之交的中美日关系——从中国人角度看资中筠７０年代以前，中美日三国关系始终是不正常、不平等的。美国总要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而中国无论是处于什么政权领导之下，始终是受害者。毛泽东的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从而也使中日关系发生...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体中，国会分享对外政策的决策权。美国国会制定的有关法律在历史上就曾对中美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国会对“遏制”新中国也起了推动作用。然而，国会组织的政策研究报告和听政会，却为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变提供了理论框架。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保守议员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屡设障碍。冷点结束后，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中掀起更高波澜。论文旨在对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贯作用及其规律性作出准确的分析，以为我国研究对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美国台海动向观察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中美建交已40多年,台湾问题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受两国贸易战升级、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以及台湾当局主动与美相勾连等因素影响,特朗普政府大肆操弄“台湾牌”,美介入台海动作明显加大,影响非常恶劣,使中美关系降到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拜登政府上台后,舆论多数认为,虽然美国对台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态度和方式都可能出现一定程度调整。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与东亚地区价值链合作动向分析

正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成功控制了国内疫情,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也在此次疫情中率先采取措施,实现区域内稳定。这种变化使得世界经济复苏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但与此同时,由于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美国拜登政府试图采取拉拢盟友和经济伙伴重构重要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形成一种没有中国参与的新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东亚合作与中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它们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 ,从而促进了以“东盟 +中日韩”为地理范围的东亚合作。金融危机后的新现实、东亚国家自主性的提升、“1 0 + 3”领导人会议所提供的政治支持 ,都推动了东亚合作。但是 ,东亚合作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合理性。     

中美日经济关系的演变与展望──中美日宏观连接模型研究的一些成果

利用中美经济学家共同研制的世界“小连接”模型，说明中美日三国经济关系的演变及其展望。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强，经济合作的潜力大，但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把政治因素放在首位而影响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白于中美统计口径不同，两国的贸易数字相差很大。中美双方应对香港转口贸易中“三来一补”产品的数量与价值进行调查，正确计算美国在华企业的出口，以纠正偏差。作者不同意“中国资源、日本加工”的设想。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产业结构升级顺序固定化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美日货币汇率的剧烈变动主要是因为日本管理先进，技术进步快而造成的生产率差别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