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对现代启蒙的坚守——论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

鲁迅于“左联”时期创作了5篇历史小说,其被收录在他的第三部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对于这些中国历史题材小说,鲁迅作了最具现代意义的创造,并深化了其早期进行的现代启蒙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所表现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启蒙与革命之间的艰难的承担与整合,使得鲁迅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启蒙与革命互动的中心位置,最大限度地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冲突的痛苦与代价。     

论鲁迅小说的女体诗学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身体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内涵。鲁迅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先觉者,女性自然成为其启蒙对象。鲁迅小说通过对女性规训的身体、无欲的身体、失语的身体叙事和描写,呈现出一种“无人”、“无名”、“无我”的身体存在处境,控诉了专制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身体禁制与精神戕害。鲁迅试图摸索出一条女性身体出走之路,使其摆脱家庭伦理和男权社会的“铁屋子”,重新获得女性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启蒙故事的另类书写--解读《离婚》

鲁迅的《离婚》以人物的心理流程入手,揭示出威严的社会秩序所形成的一个暴虐的意义场域给中国国民性带来的压迫,同时质疑了在启蒙语境中的被牺牲的“爱姑”们的生命价值的存在意义,不仅对中国社会礼俗制度和文化心理进行了反省,而且表达出了对现代启蒙主义的怀疑和多角度的思考。     

鲁迅与“五四”文学传统——兼论新时期文学中的“五四”情结

鲁迅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最重要之点,是以人文精神与启蒙主义所构成的价值取向和创作风范;“反传统”与之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新传统尽管经历了三四十年代及建国后十七年漫长时间的断裂,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从“伤痕文学”到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几乎都是沿着五四传统演进的     

对“易卜生主义”的错误解读——曾树生论

“五四”的先驱者有着这样的共识:他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人的发现”。他们有感于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与思想的“不把人当人”——既从整体上蔑视人的价值与尊严,更不承认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因此认为中国亟须“人的发现”运动。一方面借助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对国人进行启蒙,一方面以此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激烈的批判。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     

书评

论鲁迅与中国文化这一类题目的论著已经很不少,再想写出新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最近出版的林非先生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却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全书共五章“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论启蒙主义”、“鲁迅论‘人’的命题”、“鲁迅论国民性”、“鲁迅论中国新文化建设”.这些都是鲁迅思想研究中最主要、也最寻常的课题,唯其如此、才显示出此书于寻常中开掘突破的学术价值.     

80年代现实主义电影的现代化改造

80年代,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一部分视启蒙为己任的电影人士主张从西方电影理论中寻找可供借鉴的资源,他们试图引入西方的纪实美学、“现代派”“非戏剧化”来实现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的现代化。他们有意识地将西方理论资源的借鉴限定在形式上,试图通过形式上的反叛来校正电影创作所负载的过重的意识形态,从而摆脱政治对电影的控制。“新时期”电影表现形式的种种创新要求,其实质都是追求启蒙的电影人士的政治诉求在电影批评中的隐性表达。     

合理生存的荒诞性——对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哲学思考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影响了一些作家的创作,余华便是其中一位。余华通过对人的生存层面“具体苦难”的描写,表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存在”状态,揭示了“合理生存”的荒诞性,隐喻着中国社会尽管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但是,仍然没有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这种任务并不是西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警诫着在如火如荼的经济革命中承担着民族复兴的变革者们,在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切被冠以崇高的文化背后所可能出现的不合理,进而启迪启蒙主义不应该被机械于西方文化的启蒙化和传统文化的祛魅中。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     

鲁迅与欧美文学的关系之我见——兼论鲁迅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不同

20世纪初期,在“充分世界化”的过程中,“英美派”知识分子借助西方文明置换中国旧有文化的时候,鲁迅却对西方文明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文化、文学领域内,“英美派”知识分子强调充分欧美化,而鲁迅则根据中国人与西方人生存境遇的不同强调充分中国化,具体体现在文学领域内就是“英美派”重输入,鲁迅重输出。     

从康有为两种人格价值观看近代启蒙人格价值观的冲突与困惑

在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中,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人格价值观传入中国,与中国古代儒家传统的道德人格价值现发生冲突.康有为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开风气之先宣传人道主义思想,从唯物本体论、自然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了肯定人自身价值的人道主义人格价值现,批判了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人格价值既.但康有为不同意否定中国儒学传统,认为儒学是中国重要的思想资源,他把人道主义的“博爱之德”作为新的儒家道德核心内容,并系统地从本体论、道德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以仁为本”,仁义道德至高无上,试图重构新的儒家道德人格价值观.康有为思想中这种人格价值观的二重性,标志着儒学在近代的蜕变、转化,同时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中两种人格价值现的冲突与困惑.     

论废名诗论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废名的文学理论主张与其北京大学西语系求学背景相去甚远。其理论较明显的倾向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其主要诗论合集《谈新诗》渗透了古典文化价值取向影响。在“启蒙”、“救亡”的思潮大背景下,废名关注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逼退及深刻影响,并向传统文明追溯,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边缘”之路。     

鲁迅·现实主义与政治时尚——《呐喊》、《彷徨》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研究之三）

由鲁迅《狂人日记》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传统是观念的传统而非方法论的传统。其本质是否定的现实主义而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带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时尚化:由启蒙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追随中国现代文化和政治革命的步伐,由否定的一极走向肯定的一极,政治化的情绪表达代替了文学化的情感表达和文化性的理性表达。     

鲁迅中断小说创作原因的探寻

1926年后，鲁迅终止了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其原因就在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和他自身的客观处境．鲁迅以启蒙思想家的姿态，为人生，为改良社会而创作小说。“五四”退潮后，新文化阵营分化，鲁迅由“呐喊”转入“彷徨”，并开始反省启蒙者自身．鲁迅洞察到，不但启蒙未曾唤醒民众，未曾改良社会，反而连启蒙者自身也被黑暗社会所吞噬．再继续复制阿Q、闰土、吕纬甫、魏等形象。已没有新的社会意义，陷入了先觉者无路可走的境地．因此，他中断了小说创作而几乎全力地投入杂文创作．这是鲁迅在思想文化启蒙阵地上一次绝望的抗战中的“换防”．     

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本论文探讨了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主张,这一主张看似反时代潮流而行,其实背后大有深义。在鲁迅看来,倡导破除迷信者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信仰,其政令只为顺从朝廷,或服从多数人的权威,对民众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故而首当去之。“破迷信”是统治阶级治心传统的变相再现。从长远看,宗教信仰和民众的“白心”、“神思”可以激发创造力,以促进科学发展;从短期看,“迷信”是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安慰,鲁迅对之表示的同情是极富现代意味的。鲁迅对担当了启蒙责任的精英分子的素质表示质疑;鲁迅反对以外在的观点强加于人的“观念启蒙”,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尚同的思维模式,认为启蒙是唤起民众的主观创造性,表明了鲁迅坚决的个人主义立场。     

困惑与彷徨—论鲁迅小说对于知识分子启蒙的质疑与解读

五四以来,鲁迅以其先驱者的自居身份宣扬启蒙倡导革新,然而,“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本能地拉开了他与“启蒙对象”（庸众）的距离,同时, “知识分子群体”普遍的认知缺失也直接导致了启蒙任务在其手中的难以完成。“精英知识分子”依仗西方人文主义倡导下的启蒙意旨在“黑屋子”无人理解与接收的可悲状态中完成了一次自我演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也走向了迫不得已的困惑与彷徨。     

鲁迅文本的时代意义及其解读

当下的鲁迅阅读渐渐远离文本本身。回归文本本身、还原鲁迅自我,是正确解读鲁迅文本的现代意义的惟一方法。从鲁迅作品中选取“黑夜”、“人名符号”、“知识分子”和“乡村”四个意象进行阐述和分析,我们发现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正在于借助西方人文主义形式演绎中国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