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鲁迅”与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

王富仁的"鲁迅",是从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分野上来界定的思想启蒙者的鲁迅。王富仁通过鲁迅研究,对现代中国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新意的阐释,而又切合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要求,给了人们可供参照的一个新观念和看待问题的一种新方式。"回到鲁迅",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现代性的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王富仁"鲁迅"打上了研究者的烙印,这就是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治学特色,尤其是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紧密结合的学术品格。     

简论“王富仁现象”

如果没有《〈呐喊〉〈彷徨〉综论》,王富仁在鲁迅研究界也许只能是一名小卒。1982年,更确切地说是在1985年,小卒终于过河了。这一年王富仁在《文学评论》上公布了自己在鲁迅小说研究中所取得的比以前更加完备的重大进展,提出了“《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命题。为鲁迅研究消得人憔悴的这位现代文学博士,顿时连同他的命题一起,成了鲁研界,甚至是整个文学研究界的热点。热情赞美者有之,斥之为离经叛道者亦有之,更有汪晖、钱理群等人以自己气势磅礴的理论和现代色彩强烈的研究成果宣布了王富仁所惨淡经营的系统的陈旧和浅薄。这位“乡下人”     

论“文研班”的鲁迅研究

1959—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三届“文学研究班”(简称“文研班”)。“文研班”学员毕业后从事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美学、现代文学等专业的研究。鲁迅及其作品是他们的研究内容之一。他们在现实主义、典型、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对鲁迅作品、鲁迅美学思想、鲁迅史料、鲁迅与中外美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文研班”学员研究鲁迅,受该班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影响,与学员个人的兴趣、工作经历、研究方向有关,并与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相契合。他们的鲁迅研究能够促进“文研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生产,发展“文研班”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以及深化学界的鲁迅研究。     

“超人”与“立人”论鲁迅思想与作品中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是鲁迅批判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实行“思想革命”的重要思想纲领与武器，是构成鲁迅社会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基础因素。鲁迅的个性主义包括既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层内容：一是主张“超人”：“任个人而排众数”，呼唤先觉精神战士出世，对民众进行启蒙，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行动纲领”；一是主张“立人”：“个性解放”，恢复人的理性人性与自然人性，使“人各有己”国为“人国”，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理论纲领”。它的价值与鲁迅思想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共存     

困惑的启蒙:鲁迅小说与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象征,鲁迅所从事的思想启蒙工作,集中反映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理解程度。然而,由于语言交流上的巨大障碍,鲁迅与他同时代的启蒙精英,都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固有的本质产生了严重的主观“误读”。基于实用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导向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取向虽然倾向于西方,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传统,并使传统的儒学价值理念,借助于“西化”意识的外在表现形态,得到合理的继承和延续。     

2011年鲁迅思想研究中的几个热点

2011年鲁迅思想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创意不断的局面.其精彩论点主要有:王富仁痛彻地感到中国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鲁迅;张福贵认为鲁迅的本质精神即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刘家鸣指出辛亥革命一直是鲁迅内心深层的情结,丁辉却认为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是个旁观者;李泽厚与刘再复指出鲁迅的总特色即在于“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周楠本认为两个口号的论争其政治历史的意义要远高于文学的、学术的意义,曹振华则提出要从新的历史角度重新确认“左联五烈士事件”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之间的历史关系;孙玉石认为山田敬三以“无自觉的存在主义”视野进入鲁迅研究是具有某种“先行”的意义和价值的,孙郁则指出鲁迅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人;郜元宝认为我们有两个圣人,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应当既打孔子牌,也打鲁迅牌;田刚则指出,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鲁迅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五四”文学理念的建构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是其“五四”文学理念的重要基础,它不只是改革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文字工具,还具有着“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启蒙的巨大价值,对中国现代文学及更广阔的思想改革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重返中国革命话语:论鲁迅、汪晖与阿Q

作为国民性的典型形象,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代表人物。《阿Q正传》主要从横向叙述的方式批判了阿Q国民性的劣根性,即"精神胜利法",又以纵向叙述的方式介绍了阿Q的革命历程。关于阿Q革命的这一问题,从左翼革命文学到八九十年代以王富仁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再到新时期以汪晖先生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鲁迅,都针对阿Q的革命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近年来,重返中国革命现场成为新的研究趋向。鲁迅是借阿Q批判辛亥革命还是肯定其表现出的朦胧革命观的相关争议,都要回归到阿Q要不要革命这一问题中来。     

王富仁学术研究论略

王富仁提出的＂思想革命＂、＂回到鲁迅＂等观点不仅具有学术史的重要意义,而且对国内思想界的影响亦不容低估。近年来,他提出的＂新国学＂概念不仅对＂读经＂、＂国学热＂等现象有针对性意义,而且也体现出其坚定的五四立场和启蒙理念。     

21世纪鲁迅研究回顾、展示与瞻望--"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旁述摭评

2006年4月广州举行“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既回顾和总结了上个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也对新世纪鲁迅研究提出新的希望和期盼,更为重要的是,展示了当前鲁迅研究的活力。如何理解鲁迅的“向左转”,鲁迅是自由主义者吗,鲁迅的超前性和高峰意义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发现并阐释,鲁迅作品还有阐释的足够空间吗,国外鲁迅研究动态如何,中国鲁迅研究向何处去,如此等等,这些鲁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次研讨会上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某种回应。     

王富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及其学术地位

王富仁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文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新国学以及语文教育学等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其学术研究的重点，具有多维度的学术建构。但以往学界往往多聚焦和称赞他的鲁迅研究和新国学研究。其实，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绝不拘泥于鲁迅这一单一对象，也不拘泥于具体和微观，而是呈现出视域的宏阔性、思维的开放性、眼光的全局性等个性特征。他的现代文学学术思想和见解是建立在他丰富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和独立的文学感觉、感受基础之上的，从而建构起有思想的学术和有个性的话语，这是他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所在、价值所在，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治学提供了路径、方式和方法上的启迪。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     

“新国学”专题研究（笔谈，2篇）

鲁迅的文学和学术实绩是一种带有整体意义的现代创造,具有不可分割的生命关系,但悄然兴起于20世纪末叶的“国学热”及其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鲁迅研究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现实影响：其一,由冷转热的“国学”蕴含着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其二,遭遇“国学大师”与鲁迅实际学术贡献的有限确认;其三,“纯”学术的眼光不仅低估了鲁迅实际的学术水准,也人为切断了鲁迅整体性生命追求中学术与文学的血肉关系。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论“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融合与碰撞

"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五四"文学发轫之初,就夹杂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左翼文学也常常带有鲜明的"五四"启蒙意识。但"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本质的差异,使得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关系在蒋光慈、柔石、丁玲等作品中有很好的表现。从"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融合矛盾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出延安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复杂性的一面。     

论郭沫若文学创作受国外思想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是现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受外国思想与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鲁迅说过:“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清末以林纾为代表的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可以说对新文学起了先导作用。到五四运动时期,西方各种思想、各种流派相继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现代文学,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了百年所走过的历史途程。     

鲁迅与赵树理的互补性文学意义

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位“方向”型的作家虽然个人出身、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在揭示国民性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鲁迅真诚地实践“人的文学”主张,旨在“立人”进而“立国”;赵树理则秉承鲁迅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解放区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文学重在实现“人民的文学”主张,旨在“劝人”。两者共同构建了现代期文学的启蒙话语,并体现出显在的互补性。     

从“新国民”到“美术人” ——梁启超典型思想探赜

梁启超的典型思想主要包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形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典型化手法等四方面的内容,其发展以1917年的欧洲游历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阶段（1896—1917），其立足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视野，注重向西方学习，以培养新国民为宗旨；后期阶段（1918—1928），其立足于文明比较的世界视野，重评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以培育美术人为目标。梁启超前后两个阶段的典型思想虽具体内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启蒙理想、人格培养始终是其核心要素，发展脉络具有内在连续性，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进特征。其典型思想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础。     

“美为人而存在”:鲁迅“立人”文艺观论析

21世纪的鲁迅研究应当致力于鲁迅整体价值观念和精神框架的建构而非解构,＂立人＂作为一条明晰的思想脉络贯穿其全部著述及文学活动,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也成为他的基本价值尺度,成其始终不渝的理想乃至信仰;唯有承认＂立人＂的本质性意义,才能合理地解释其文艺思想强烈的现实性。其人本主义的文学起源观与创作观、超越＂功利—非功利＂界限的文学功能论以及＂不用之用＂的批评实践特色,从本质、效果、方法3个维度构成了鲁迅的＂立人＂文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