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辞达”说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散发着许多重要的散文创作理论。本文讨论了其中有关散文语言表现形式的“辞达”说。苏轼借孔子“借达而已”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不刻意修饰,却能准确把握自然之神韵,达到“随物赋形”、“文理自然”的境界。同时,在自身的创作中,苏轼也是如此实践的。     

东坡乐府的个性特征

“辞,达而已矣”这句话,出自于《论语》,本意是说:言辞只求足以达意便算了。而苏轼对辞达的理解,则在他自己艺术实践中有新的体会,他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里提出,辞的表达是意,作者做到“辞达”,首先是摆脱任何偏见的束缚,使作品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表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万千世界变化无定的物象中,表现事物的本质。苏轼对词的创作,也同样体现出他对诗、画、散文的创作中的艺术观念,因而在《东坡乐府》的创作中,充分呈现了苏词的个性美。     

论苏轼的"辞达"创作理论

苏轼的“辞达”是他对孔子“辞达”说的创新和发展,是他一生从事文艺创作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只有细心观察,抓住事物特点,用心体验和反复构思,才能写出辞达意畅的文章来。     

写作断想

辞达而已矣说话是为了达意,写文章也是为了达意。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写文章能做到“辞达”是颇不容易的。苏轼认为“辞至于能达,则不可胜用矣”。的确是这样,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恰如其分地、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就一定写得准确、鲜明、生动,否则做不到“辞达”二字。另外,也有这种情况:“辞达”后,却不能“已”。文章贵乎简洁明快,最忌重复啰嗦,拖沓累赘。有的是由于文笔不简洁,造成“辞不达”,有的却意已明而兴犹未尽,于是乎画蛇添足。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 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 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 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 别开生面, 倡导“随物赋形”, 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 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 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     

苏轼“辞达”说新解

"辞达"一说最早见于孔子,中年以后苏轼对这一理论命题加以阐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视野。苏轼的"辞达"说乃以"意"为终极指向,是北宋文学发展与其自身经历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在苏轼热情倡导文学创作真实自然的同时,隐含着的亦有他立言以不朽的执著追求。     

东坡文谈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家,他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文章集中论述了苏轼文论的四个基本观点,即“不能不为之为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辞达而已矣”,“一意以摄之”。     

苏轼文艺审美理论六题

本文剖析六则苏轼提出的或加以新解的文艺审美命题,包括“辞达而已”、“从知到乐”、“随物赋形”、“反常合道”、“常形常理”、“跳开出场”等,可见出苏轼文艺审美理论思维的一些特点。     

“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关于富含原始儒家诠释学思想的两个命题的思考

“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均出自《论语》,且都是富含诠释学精诣的命题,前人多分别进行过论述。今将两者放在同一个诠释学理论的平台上,以求更好地揭示出这两个命题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今人对“述而不作”的理解是建立在“辞达而已”的基础之上的,“述而不作”对元典或经典的诠释态度最终凝结于语言得以表现,“辞达而已”恰好囊括了我们对“述而不作”诠释的维度。     

试论苏轼散文的语言艺术

一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一切文学都是语言艺术,散文自不例外,因此散文家们(当然不仅仅是散文家)都在语言上下功夫,努力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来准确表达思想内容,以发挥散文的社会作用和美感作用。苏轼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提出过很多具体意见: 首先,祟尚自然平易,倡言“辞达”。苏轼文艺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崇尚自然平易,他的“随物赋形”、“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等观     

苏轼论“身与竹化”的审美意象

在生活中有触于中,自然产生感兴,随物赋形而产生审美意象,用苏轼的话就是了然于心,成竹于胸,身与竹化,然后了然于口与手,辞达而转化为艺术形象.这就阐明了创作过程中形成审美意象的规律,并对孔子辞达说作出新的解释,是苏轼美学思想的杰出贡献.为形成胸中成竹的审美意象,要求作家有虚静的审美态度,进行身与竹化的审美体验.苏轼吸取佛老美学思想,对孔子辞达说作新的发展与解释,是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观点.苏轼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政纳万境.”作诗应有一种虚静的心境,是构成审美意象的前提条件.处于静的境界,可以掌握各种动态;处于空的境界,可以容纳万般景象.这确实是欲令诗语妙的必备基础.     

《秦律》所反映的诉讼、审讯和量刑制度

(一)、关于起诉的方式、类别和受理机构的规定在《秦律》中虽然没有“起诉”、“诉讼”等法律用语,但有接近于“起诉”的概念,当时谓之“告”、“辞”。见于《秦律》中的“告”或“辞”,约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曰“赏告”。即当有人违犯了法律规定时,凡与该犯人同伍及同室的人出来告发其犯罪行为者,都叫“赏告”。这就是《史记·商君列     

试论苏轼的散文风格理论

苏轼是宋代著名散文家。他总结前人散文写作经验，并结合自己写作实践，提出了独到精辟的散文风格理论。本文从“辞达”、“文如其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多样化，个性化”几方面，论述了苏轼散文风格观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核心及表现特征。苏拭的散文风格理论，在散文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归去”词初探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归去”意向,即“归去”词,按照“归去”的不同方向,可将它们划分为归隐词、归仙词和归朝词。归隐词,顾名思义,是苏轼带有解甲归田意图的作品,表现出对官场的厌恶与逃避;归仙词是他丢下心灵包袱、追求并享受自由的作品;而归朝词则集中体现了苏轼的儒家入世思想,是其执着于世的代表作。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     

一肚皮不合入时宜——苏轼不遇的性格原因探析

苏轼“道大难容 ,才高为累” ,一生凡九迁。其不遇之因 ,前人多有论述 ,　但大多注重从社会层面 ,从客观方面去探求。其实 ,苏轼不饰、不慎、不媚 ,“不合入时宜”的性格也是导致其不遇的重要原因     

暖香坞中悟虚花——重读贾惜春形象

惜春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人物形象之一。重读惜春形象发现,她“冷”,是因为“无人惜春”,也是因她性格的遗世孤介;她并非无足轻重的配角,而是曹公特意设置在作品中的一个“方外视角”;同时,她也不只是“独卧青灯古佛旁”的女尼,其出家情节,丰富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且与宝玉出家形成了别有意趣的互衬互补关系,共同担负着支撑和表现作品主题思想与作家创作命意的功用。     

“以意逆志”辨析

孟子提出“以意送志”的说访原则,后人对其理解不一。本文认为：“意”应理解为作品之意,与“文、辞、志”同列于作品本身系统之中,而对待“意”的完整确切的把握则是正确道得诗“志”的唯一管钥。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在文学阐释的任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传统的“断章取义”的说持方法进行的矫正。     

孔子"辞达而已"的语言学解读

孔子言语简约,一句“辞达而已矣”曾引起后人的极大关注。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辞达”,见仁见智。就语言的运用而言,“达”指表达、传达,也可指畅达、通达,还可指理解上的通晓、明白;它不刻意求“工”,但也不反对文饰。孔子的言语理论和言语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孔子的“辞达”,绝非单一的传达、表达或通达、明白之意,而是“达其所欲达以期于达”的简略表述;它涵盖了言语动机、方式方法、目的效果等多个层面,蕴含了传情达意、表达流畅、兼求修饰、通晓易懂等多个意思。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归隐词探究

从现存的苏轼词来看,苏轼想要归隐的愿望很早的时候就流露于其作品中,并且在不同时期都有所涉及。苏轼想要归隐的愿望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虽然苏轼终究没有彻底地归隐,但是其在从政期间不间断地享受着的归隐状态,却已经让他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