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理学诗人群体与江西诗派

理学诗派代表了通俗化、理性化的追求,江西诗派呈现出精致化、技巧化的倾向。南渡之际,武夷理学诗人群体前期的核心人物是杨时、陈瓘,后期的核心人物是刘子翚和朱松。而李处权、张嵲等跨越两派,代表了理学诗派与江西诗派的合流。江西诗派的骨干成员吕本中、谢逸、曾几等本身就是理学家,理学诗人更是“宋人主理”的代表。在与江西诗人的互动中,武夷理学诗人摒弃了道学腐气,以自然清秀的诗风创立了理学诗派中的清雅一派。     

道咸宋诗派与蒋启敭的诗歌创作

宋诗运动贯穿整个清代诗坛,道咸宋诗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重要诗歌流派。该诗派把学问视为作诗的根本,力图整合"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两种相异质的诗学观点。广西诗人蒋启敭的诗作在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宋诗派旨趣,直观地反映了宋诗派诗学理论的得与失。     

论江湖诗派对宋调的变异

江湖诗派是南宋中后期的重要诗歌流派,其诗风诗论鲜明体现出宋调的变异性。这种变异主要针对宋调的典型——以黄庭坚"山谷体"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变异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整体风格上,变气韵力胜为风韵涵泳;思致和笔力上,变瘦硬劲健为纤介婉泽;创作笔法上,变朴淡洗剥为甜熟工致;对"俗"的态度上,变避俗去俗为雅俗两极;章法和声律上,变廉悍拗折为意连句圆。历代诗评诗论几乎都对这种变异持贬抑态度,然而,从文化迭变层面和文体递变规律考察,江湖诗派无疑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和意义。     

简论朱熹的理趣诗

宋代理学诗人的说理诗大多是枯燥乏味的语录讲义体,朱熹的说理诗也多为此体.不过作为理学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朱熹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那就是他创作了不少富有理趣的小诗.本文以朱熹的理趣诗为论题,从作品的具体分析出发,辅之以确凿的材料,提出了以下观点:"朱熹的理趣诗是在禅宗以诗说禅方式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示道'之作."     

道咸宋诗派与蒋启敭的诗歌创作

宋诗运动贯穿整个清代诗坛,道咸宋诗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重要诗歌流派.该诗派把学问视为作诗的根本,力图整合“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两种相异质的诗学观点.广西诗人蒋启敭的诗作在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宋诗派旨趣,直观地反映了宋诗派诗学理论的得与失.     

地域视野中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始于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文人结社和佛教(主要是禅宗)分派是"江西诗派"缘起的两个重要因素。诗派以"江西"命名,此"江西"二字揭示了宋代江南西路文化对诗歌流派的深刻影响。"江西诗派"的产生促使了诗禅合流,而江西诗人群体以"诗社"为集中活动形式,对诗学进行研讨,又促进了诗之体用的转变。     

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与超越

在历经三百多年的宋诗史上,江西诗派统治诗坛的时间长达近百年。在如此强大的诗学传统面前,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本着求新求变的创作精神,开创了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诚斋体",打破了江西诗派笼罩宋代诗坛的格局,最终超越了宋诗以才学、文字、议论为诗的诗学传统,而他早年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则是其超越江西诗法的关键环节。     

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兼论常州诗派的过渡性

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论宋明入桂理学之士的诗歌创作

宋明时期理学之士因各种原因纷纷入桂,并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以记游抒怀和赠别送离为主.赠别诗忧而不伤,风格健朗;民生题材的诗关注民瘼,体现了诗人仁者情怀;贬谪类诗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反映了诗人在内容上重视"性情之正"的心态.在结构上,这些诗往往遵循写景、抒情、说理的逻辑顺序,体现了"以理为诗"的结构特征.作为有官方哲学背景的宋明入桂理学之士的诗歌,体现了理学文学观和审美追求,这对当时广西诗坛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写忧言志"说的近代诗学精神指向——以同光体诗人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日益迫切的家国救亡、文化危机感受,使诗歌载道、弘道的价值指向重新得以强调.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通过对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进行不同层面的考察,试图复活已被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话语冲淡了的诗道精神.诗歌"写忧言志"功能的重新开掘,既是对传统诗歌诗道精神的发扬,又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与文化危机意识,指引着近代诗学精神的发展方向.     

越中诗派与明诗复古初兴述略

越中诗派胎息于元代金华之学与金华之诗,其成员以金华诗人为主。到元末明初,渐形成浙诗派,声势浩大,与吴中派双峰并峙。由于不满于元末诗坛现状,越中派倡导复古,标举风雅之遗、有裨世用,同时宣扬诗为文之精,以合诗、文、道为一。其诗歌尚理、尚气、尚用,随着世运的变化,诗风亦因之而变。越中派不仅革新了一代诗风,为明诗的兴盛与演变奠立了基础,也对明清浙诗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个人主义思潮（1917—1949）

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新诗三十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淡化的过程.当它与"五四"这个精神觉醒、个性张扬的时代结合时,个人主义被推向了历史舞台的前景.诗人们无论在诗歌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特别强调"表现自我"及诗人主体精神的高扬,并形成了以郭沫若为核心的浪漫诗派.个人主义也由此达到了顶点.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剧烈震荡,个人主义被思想界批判、否定,表现自我的个性主题不可避免地日趋淡化.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悲观、孤独、消极、惆怅的"自我"到七月诗派、九叶诗派与社会现实依附在一起的"小我",个人主义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竟陵诗派与清代诗坛

竟陵诗派在清代诗坛被指责为亡国诗妖、不学之诗。少数独具慧眼的诗人学者曾对竟陵诗派做出过公正评价,但在批判竟陵诗派的强势舆论中细若游丝。喜爱竟陵诗风的诗人只能暗取其艺术精髓而另换门庭,几乎没有谁愿声称与竟陵诗派有渊源联系,中国诗歌史上出现了从没有过的文化恐怖。这种文化恐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随后乾嘉诗坛的虚肥啴缓之气;对竟陵诗派“不根”、“不学”的诋责,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诗根柢于学,清代诗坛折入学人之诗的道路。     

试论张戒的杜甫情结

《岁寒堂诗话》产生的时代是理学成熟,同时亦是理学迎接时代变迁而有种种新挑战的时代.这部诗话的价值就在于著者能够准确地把握道学精神,立足于新时代而重新解读杜诗和学杜的使命.张戒虽继续标举诗歌的情真、味长、气胜、卓然天成,同时更把“删诗之旨”作为诗人应追求、应达于的更深切的目标.他认为杜甫的过人之处即在于此,而江西诗人没有意识到.在张戒看来,服膺老杜虽是北宋江西诗派以来诗人的共识,但他却要努力走出一条不同于江西诗派的推杜之路.张戒是从“删诗之旨”的意义上肯定和推介杜甫的,个中有明晰的思路与厚重的儒家情怀.他的使命在于借着对杜甫的重新倡导来倡言儒家诗教,其目标所致是在两宋易替之际复杂的背景下呼应道学于惨淡之途.     

晚清湖湘诗僧寄禅的诗歌交游考

晚清湖湘诗僧寄禅(八指头陀)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佛禅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先后任七寺主持,弘倡佛法;学诗作诗,成绩斐然;游历甚广,结交多方。携四明诗人聚"四明诗社",结四明酬唱集团往来唱和,依湖湘诗派以弟子辈学诗交游,与中晚唐诗派以诗会友,慕同光体诗人亦师亦友。不同诗派间的频繁交往反映了晚清纷纭的诗坛格局。     

域外汉籍中所见宋代江西诗派新资料及其价值

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中25位诗人有一半以上没有文集存世,有些诗人仅有数首诗歌存世,但在域外汉籍中还保存着不少的江西诗派新资料,如《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中有2位江西诗人的佚诗,《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则有11位诗人的29首佚诗,为近年来发现的最大宗的江西诗派佚诗。域外汉籍除了有巨大的辑佚价值外,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联珠诗格》对人选的诗歌都有编者蔡正孙的评点,可与同时代方回《瀛奎律髓》评点及刘辰翁的诗歌评点相并观。《联珠诗格》有朝鲜学者徐居正等人的《增注》,这些注释既释事又释意,是东亚学术史上最早的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之作。日本汉籍宇都宫由的《锦绣段详注》及月舟寿桂《续锦绣段抄》中有十数首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注释详而精审。总之,这些域外汉籍中所见的江湖诗人新资料,可以丰富人们对江西诗派的认知。     

论宋代的理学、禅学与诗学

在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一方面以儒学为本 ,另一方面又广泛汲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哲学 ,以构建“新儒学”体系。比之儒家思想促成道德教化与道家思想促成自然情趣的文学规范 ,禅学显然更具有艺术性实质 ,而比较各种文体 ,诗又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 ,宋代诗学由此形成以禅论诗的观念。宋代理学对禅学的含容利用与以禅论诗的宋诗观念的形成 ,其间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首先 ,诗、禅关系促使儒、释文化渊源相交织 ;其次 ,诗人构思、儒者求道、僧徒参禅三者在最高境界上的相似 ,促使文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形成方法的通用 ;再者 ,在宋代诗学建构中 ,除诗人言理习禅与理学家以诗禅言理之外 ,诗学理论的空前繁荣则构成更为重要的因素 ,而宋代诗论往往正是理学与禅学、理学与诗学、禅学与诗学交相融汇的结果     

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

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早年受西昆体诗派的影响,后突破西昆窠臼,积极参与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写了不少关注国计民生、抨击社会时政的好诗,后被陆游誉为"名家",更被刘克庄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明代辨体理论的文学史价值

明代李梦阳等复古派诗人的辨体理论,强调文学本身内在机理的辨析,认为诗有"自则",在合道言志等传统文学观之外,探索一条更接近文学本体的路径。其意义不在于以外在的价值体系给文学定位,也不是以文学表现个人性情来反驳道德和功利对文学的束缚,而是在理学之外,关注文学本身,从而将文学从理学的附庸地位上解放出来。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