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热”的话语转型与历史反思

中国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生成与延展来自于感性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人性启蒙和感性解放的历史诉求都通过美学的知识形态得以充分表达,此种学术场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变革。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总体化国家领导策略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公共启蒙的分化。面对市场伦理对大众文化的推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以及文学审美实践的影响,大众审美文化以面向大众的姿态、平等多元的共存理念和审美意识形态的介入性视角给美学的发展带来的新的契机,形成了从“终结”到“延续”的历时性叙事,“美学热”的精神理念与启蒙热情将持久地影响未来美学的发展。反思从“美学热”到审美文化的美学谱系,也存在“光晕丧失”和“主体困惑”等理论缺失,但也显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美学思考空间。     

从“审美自律”到“文化启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知识谱系

存在主义文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和知识资源,更是成为关注人性的启蒙话语,并敏锐地发掘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种种"异化"场景。存在主义文论契合了中国20世纪的理论"焦虑",并作为重要的知识学资源被译介和引入中国。尼采的"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都极大地肯定了主体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文学艺术的独立精神,这给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海德格尔理论则通过理论思辨、艺术自律、美学独立等方式与中国现代文论产生"融通"与"共鸣",推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与此同时,萨特存在主义"人学论""自由观""介入论"等思想与中国新启蒙的时代诉求进行联系,成为推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知识学资源。存在主义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并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学资源渗透到当代文学、文论、美学和文化研究中,促进了知识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调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话语现代意义的生成与衍变

晚清以来,在近现代思想启蒙和新的民族国家想象背景下,民间话语被激活并被不断地赋予革命性意义和现代性色彩。从民间话语的主体构成、空间场域、功能指向三个维度,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话语现代性意义的生成与衍变作出梳理和考察,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存在,民间话语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学理价值。     

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     

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革命和启蒙再出发

作为现代性的开端,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引发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导致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地纳入启蒙和现代性世界版图之中。在近现代中国史上,启蒙、救亡、革命和改良构成不同阶段的主题。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指向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多个方向,并最终导致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启蒙,需要认真对待启蒙与革命、启蒙与理性、启蒙的共性与个性、启蒙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启蒙有自己的使命,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结束,也不会随着现代化的成就而中止。在新世纪,启蒙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场域斗争·民族心理认同·西学救国——欧美弱小和被压迫民族文学“中国化”的深度分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弱小和被压迫民族文学中国化第一次高潮的出现,与当时中国思想启蒙的特殊性和民族矛盾的逐步上升有直接联系。笔者试从思想启蒙的场域斗争、民族心理认同以及近现代"西学救国"观念的延展三大方面对这一显性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展开分析与阐述。     

启蒙思潮·经典建构·文化转型——论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诸民族的文化转型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是"西方"向"诸民族"的文化转型过程,而西方启蒙思潮为各民族国家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现代思想的基础。17—18世纪以来,西方诸国俗语文学的经典建构既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现代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体制化和俗语文学经典化是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步骤;而各民族国家的文学经典建构既是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也是现代西方文学新纪元的开始。     

民本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转型

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转型即由专制政治文化向民主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理性超越,开启了中国政治文化历史转型的先声;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民本思想又成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中介和桥梁;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人性解放运动,提出了全面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任务.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加快,我们要弘扬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在消除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的同时,改造和利用民本思想,并与民主文化相融合,这是实现中国政治文化历史转型的重要途径.那种企图用所谓"新民本"思想作为政治文化建设目标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传统

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现代美学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形成了其理论建构与人生关怀相统一的重要特色。它以关注现实关怀生存为要旨,凸显了鲜明的人生精神、积极的美育指向、内在的诗性情怀和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美学传承发扬民族美学固有的精神传统,并融会创化中西美学、文化、艺术思想的诸元素而形成的重要品格。     

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宣扬,从思想文化层面启蒙愚昧麻木落后的国民,但其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的分离,却使得"五四"启蒙最终陷入了"启而尚蒙"的悲哀;20世纪80年代文学试图延续并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远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命运,并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所解构。然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统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滋养,因此,启蒙并没有终结。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市民社会的启蒙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它的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再是政治社会的建立而是市民社会的运行。在这一共同的思想主题下,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明确界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并对市民社会中的人性、道德规范、社会化机制、经济行为、政治法律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形成了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     

美学大讨论始末与六条“编者按”

从"政治批判"到"学术转型"再到"美学争鸣",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可谓是"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合奏的一曲美学"双簧"。尽管讨论起点上是对朱光潜的政治批判,话语形态上也是对苏式美学的翻版移植,但在荆棘丛生的学术语境中,却仍不失为一道"夹缝"中的学术奇观,其学术意义与历史价值绝不容抹煞。但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全程干预,"美学大讨论"又并非一场"真正的百家争鸣":从《文艺报》的"编者按"到《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再到《新建设》的"编者附记",中央权威报刊专门就美学问题先后发出了六条编者按语,直接框定并控制着美学讨论的进行;从抓美学领域"唯心典型"而令朱光潜"自我批判"到为制造凸显"百家争鸣"气氛而让高尔泰"论美",更清晰地显露出学术论争背后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目的。因此,在权力场域的干预下,"美学大讨论"不但并无"自由""平等"可言,还在苏化美学话语膨胀与欧美美学话语萎缩中尽显本土性美学话语的残缺及其学术性的不足。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战争启蒙与人性自觉——20世纪4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戏剧意蕴探讨

"战争启蒙"和"人性自觉"作为20世纪4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戏剧的两大重要主题,具体体现为四个主要方面:民族偏见服从于抗战大局、"世仇(私仇)"服从于"国仇"、个人情感服从于民族大义、人性探寻与自由求索。而在具体的剧作中,这四个方面往往又是交叉呈现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40年代战争与政治的境遇中,剧作家不但具有中国现代知识者独特的感时忧国情怀,而且坚持着对话剧人学精神的追求。     

从"无利害"到"似无用,非无用"——试论蔡元培对康德美学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开创时期的重要人物,蔡元培深受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识与道德成为蔡元培接受康德的两个基本前提,二是蔡元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感,三是蔡元培对康德的思想进行改造,提出"美育代宗教"。蔡元培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中国现实需要对康德思想加以吸收改造,把无功利的美学变成了"无用之用"的美学,他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     

简析西方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观及其人学基础

本文分别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启蒙与形成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嬗变时间、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及其人学基础作了综述性分析。     

生活史视野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下半叶成为西方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题域。然而,无论是自然法研究传统,还是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抑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知识的＂诠释方式,由于不同程度忽视了社会生活环境与思想的互动,都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解读。通过考察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逻辑地再现其思想与情境的互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其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助、公共生活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