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OFDI——基于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3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外债规模与中国OFDI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此外,我们还得到东道国外债规模均会弱化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梳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出口贸易,即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出口贸易互补;在进一步研究中国对东盟不同动机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发现,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在效率寻求和市场寻求两种动机,并且随着效率寻求型OFDI和市场寻求型OFDI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不断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汇率、出口和OFDI三种因素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分析汇率变动对出口和OFDI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本国货币升值将抑制其出口,但是将促进其对外直接投资。同时采用考虑转口贸易因素的贸易权重法构建“一带一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以反映人民币在区域层面的币值变动。在此基础之上,使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和OFDI的影响,并与总体进行对比。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相反,文章从人民币真实币值被高估、比较优势和疫情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叠加影响三个方面解释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同时从汇率预期和汇率波动两个方面解释了人民币升值对OFDI的抑制作用。此外,还对比分析了总体与沿线国家出口与OFDI的相互影响。最后给出文章的结论及建议。     

开放经济下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传导路径

开放经济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转型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及传导路径的互动机理分析,在对安徽省OFDI投资概况和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7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VAR模型,运用ADF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从产业结构总水平角度,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内安徽省OFDI所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的结论。进而从具体传导路径角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0个变量中提取主成分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分析得出安徽省OFDI可通过贸易、省内投资、就业和技术路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此,安徽省应扩大OFDI规模,提升OFDI质量和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垄断优势、产业控制与跨国公司关系之研究

通过对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剖析 ,论证垄断优势对于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理论上阐明 :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具有内在的强烈的国际化倾向 ,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国际化的产物与组织形式 ,控制与垄断东道国市场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特征与直接动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基于市场与资源两种因素的探讨

有别于以往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研究思路,从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探析了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对于中国OFDI的流入也具有积极影响.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别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统计分析,采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并分析其国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呈"倒U"型关系,即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营商环境可以显著吸引中国OFDI,而沿线发达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动机各异,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导向,对沿线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战略资产导向.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28个沿线国家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以地理、政治、经济与技术距离四个维度为主要内涵的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与我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政治距离、经济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呈U型关系,而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之间呈倒U型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异质性升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升级,但是对于OFDI如何影响企业升级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OFDI对企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OFDI能促进以生产率提升为标示的企业升级,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研发投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中介机制实现。(2)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OFDI企业如果选择不对外直接投资会抑制其升级,非OFDI企业如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会促进其升级。(3)全样本的边际处理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OFDI的潜在成本越低时,其边际处理效应越高,升级效应也越大。(4)从分样本OFDI企业的平均升级效应来看,高新企业大于传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在潜在成本非常低的情形下,国有企业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边际升级效应分别大于民营企业和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研究发现对于如何分类引导企业“走出去”、降低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成本以及促进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与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

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从微观层面上阐释了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的假定,对企业国际化模式的选择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因此,需运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来分析企业国际化的模式,这有助于企业根据自身的异质条件,对国际化模式做出合理而优化的选择,即究竟是选择出口贸易的路径,还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国际市场。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国际收支——基于1983-2009年数据邹检验基础上的格兰杰因果分析

基于汇率及国际收支理论,构建了汇率与国际收支的数理模型,运用1983-2009年的实际数据,实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收支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不是进口、出口变化的原因;出口、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原因,进口、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不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原因。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原因分析并给出对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门限效应研究

地区人力资本禀赋、研发资本存量等因素可能制约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对这一命题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整体来说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基于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经济规模因素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即当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地区经济规模低于门限值时,OFDI对当地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小或不显著;上述因素跨越门限值后,促进作用显著且促进效果增长。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机制,通过引入地区客观条件这一因素,解决了目前国内对于该领域研究的争议,对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为此,文章通过价值链上游度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识别企业OFDI项目数,并利用负二项回归等计数模型评估两者的因果关系。估计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对实体经济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价值链上游度越低（或越下游）,OFDI倾向越高。区分OFDI类型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负向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决策在总体上与企业价值链位置无显著关系。进一步考虑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后,文章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对这两类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与价值链上游度负相关。由此可知,在国内市场规模大的行业,价值链下游企业开展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倾向更强,反之,上游企业OFDI倾向更强。     

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7年中国对7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中国OFDI动因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水平越高,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越弱。研究为解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实践提供新的洞见,为促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责任的OFDI提供有益启示。     

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者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等统计数据进行相关及因果分析,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研究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我国进出口贸易也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