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用):公共利益、正当程序与公平补偿--对宪法修正案征收(用)条款的解读

为保障公民私有财产,宪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史无前例地区分了征收和征用,并确立了一个完善的征收征用标准体系:目的上是公共利益,程序上是依照法律,前提上是给予补偿。本文从这几个方面着手,简要阐述了它们各自产生的历史根源、理论基础、一般含义及意义,指出法定程序的根本内涵是正当程序,依法补偿的内在要求是公平补偿,并建议将这些原则性的规定通过下位法律予以具体化。     

“以宪拒迁”对不对

据报载:当“以宪拒迁”的北京老人黄先生手持宪法成功抵制了有关部门的强制搬迁行动后,有关部门也不甘示弱,随即在其对面的墙上贴出了“顾全大局,尽早搬迁”的大幅标语。那么,面对这场政府与公民之间发生的拆迁纠纷,到底何谓“大局”?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并进一步强调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精神。而黄老先生的四合院作为其私有财产,在与开发商未达成一致的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任何人也无权“强制搬迁”。但有关部门之所…     

公共利益判断标准研究

我国宪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私有财产和土地进行征用与征收。由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一直未有定论,故往往导致征用过滥而损害公民利益。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发展中的公共利益,多采用逐例的方法进行判断,这对我们今天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物权法》颁布与我国征收征用概念之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颁布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界定征收征用的概念提供了契机，也提出了要求。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应将征收征用的客体界定为财产权，将公益限制纳入征收征用概念体系，应以时间和法律效果的不同来区别征收和征用，应将普通征用和人力调用也纳入征用的范围并予以补偿。整合后的公益征收征用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强制有偿取得或限制公民财产权以及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的行政行为，包括公益征收、公益征用、公益限制三种类型。公益征收和公益征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永久性取得公民财产权，后者是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公益限制是指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管制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而由国家承担补偿之责，既不同于征收，也有别于征用。     

公益征收三论

公益征收是国家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基于公益的目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获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不动产并给予公平补偿的行为。综观现行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我国的公益征收制度还不完善,公益征收过程的公共利益界定含糊不清,在征收补偿标准上,征收人与被征收人争议较大。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势必影响我国的公益征收制度的存续与发展。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宪法第13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群众保护私有财产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明确了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重申了私有财产权的内容及界线应当符合法律;增加了征收补偿条款。从而形成了人权价值基础之上的由保障条款、限制条款和征收补偿条款构成的较为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体系。     

论征收与征用概念的界定

我国的征收和征用存在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制度之间不能协调统一的不足。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完善我国征收和征用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第20条和第22条,在充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前提下,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过程中形成、发展,具有很强的宪政精神。但在学界征收与征用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使用非常混乱,需要以宪法修正案为依据加以澄清。     

《物权法》实施后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被《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代替）予以规范,“城中村”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其拆迁补偿方式及程序没有专门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缺乏可操作性。根据《物权法》规定,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同拆迁城市房屋一样,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不得拆迁、非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不得拆迁、非依法给予拆迁补偿不得拆迁。当前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认真贯彻好宪法和《物权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精神,规范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行为,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论物权法对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中国《宪法》及《物权法》均规定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进行国家征收,同时规定应给被征收人合理补偿,但中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分析中国征收中存在诸多侵犯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指出应在《物权法》中界定公共利益,并提出相关对策。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完善及其意义

私有财产权是保障人权、建设法治的基石,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私有财产权保障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宪法第13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群众保护私有财产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明确了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重申了私有财产权的内容及界限应当符合法律;增加了征收补偿条款,从而形成了由保障条款、限制条款和征收补偿条款构成的较为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体系。     

论我国公民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在阐述国外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宪法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过分强烈,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等没有得到彰显,存在着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不足.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路:我国宪法应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韩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土地征收或征用补偿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是一国最重要的行政补偿制度,在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财产权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韩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具有公共利益范围的确定性及其认定程序的严格性、宽泛的补偿范围和以公示地价确定补偿标准的科学性等特点,值得我国积极借鉴。     

论法律保留原则在保障公民财产权中的应用

尽管公民财产权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行政权的不断扩张和现有法律制度的缺憾,致使公民私人财产受到国家公权力的过度限制却找不到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加强立法、明确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原则、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成了当务之急。随着人大监督法的出台,在权力制约方面应当发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积极作用,使得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符合现实的需求,也为权力监督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行政征收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与协调——以财产保护方式为视角

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正当性需要法律对它加以保护,行政征收权的必要性、补充性又需要法律允许对私有财产权的适当的侵犯,这使我们面临了一个两难处境。当交易成本过高,且该交易对社会整体而言为绝对公共利益(即不包含商业利益)时,应适用责任规则;当交易成本低,且为了保护私人对财产的主观价值以减少或降低反向成本时,应适用财产规则的保护方式。目前我国宜将保护重心向公民一方倾斜即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采用财产规则的方式,以防止反向成本,维护公民对法律的感情及预期。但此种倾斜性的采取财产规则似乎仍应建立在利益的权衡、取舍之上。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征用补偿机制

健全的应急征用补偿机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有利于提高救援的速度和政府的公信力.对我国当前的应急征用补偿机制在立法、补偿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程序和补偿救济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应急征用补偿制度存在法律规定不健全、补偿主体不确定、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统一、补偿程序不完善和补偿救济不到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对健全我国应急征用补偿机制,提高应急征用的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是法律的法律,拥有至高效力。宪法的性质决定了宪法在私法领域的可诉性,同时,它也是司法机关审理民事案件的内在依据。确认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效力,将使宪法同民事规范一道共同编织起对公民私权利保护的庞大网络。     

通过私法完成公共任务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行政法学界尚未正式提出通过私法完成公共任务的概念 ,但是 ,从“直接的行政管理转向间接的行政管理”也多少反映出这一发展趋势的主导思想。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法学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因此 ,本文分析了采用私法完成公共任务的原因 ,其适用的范围和限度、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和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