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第一回看时空表述的现代重构

在晚清1900年以后兴起的旧小说续写中,古典小说里面的很多人物都迁徙到大都市上海过上了摩登生活,甚至有幸“穿越”到未来社会。举例言之,在《红楼梦》的结尾遁入大荒山隐修的贾宝玉,到了1905年由吴趼人续写的《新石头记》里,因想起未酬的补天之志而忽然“热念如焚”,从而踏入当代晚清社会,游历了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上海和内地,并参观了未来中国。在旧《石头记》和《新石头记》之间,在女娲所补之“天”与“物竞天择”的“天”之间,存在着时空和观念上的张力。吴趼人等晚清转型知识分子将梦想和焦虑编织在新的叙事尝试里,自身也如同其笔下续写的角色一样,迁徙到半殖民地的大都会上海。迁徙和“穿越”发生在时间置换和空间的置换中。对时间感觉和空间感觉的表征是文学表征的框架性问题,在社会和文学发生变革的时候,必然会发生时空表征形式的变革。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兼与康德比较

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提出“知体明觉开知性”命题而指出道德主体“必需”转为知性主体;运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而确立无限智心并强调道德的进路;强调人与神沟通无极限而连接现象世界与价值世界;明确道德形而上学既是“圆善”又是“圆教”而呈现“德福一致”的可能。分析其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超越”,并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层存有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科学的伦理学：一座道德探索的丰碑——王海明《新伦理学》思想述评

《新伦理学》坚守“社会创造道德”和“社会需要优良道德”的朴实信念,从“人类行为事实如何”出发,提炼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目的和终极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中外伦理史上的思想成果,围绕“人类行为应该如何”,建立起了以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为核心的优良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伦理学的创建,第一次实现了西方伦理思想家花了近四百年时间探索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中外悬隔夹缝中滋生的新的社会力量--重评吴趼人的《发财秘诀》

上海开埠之后,“买办”们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别立一业”,他们是一股在中外还处于悬隔状态的夹缝中滋生起来的新的社会力量。这批在“万商之海”中左右逢源的弄潮儿,使以“恢复旧道德”为宗旨的吴趼人“怒眦欲裂”地写下了《发财秘诀》。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牟宗三对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的超越

将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分成“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理性所设定”以及“理性是人的理性”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发现“理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矛盾。牟宗三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为化解这个矛盾而论证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命题。新命题的提出说明了物自身的无限性及价值意味，从而为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准备了条件。     

百年吴趼人研究的回顾与评价

任百强《我佛山人评传》等21世纪新成果终于将吴氏三千年世家的传承图谱完整地联结起来,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吴趼人研究的一项空白。郑振铎、阿英、刘大杰、任百强等从1956～2010年耗时半个多世纪校正了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的贬低。王国伟的《吴趼人小说研究》,可谓是对吴趼人创作的各类小说比较系统化研究的一个新收获。任百强于2010年出版的煌煌大作《我佛山人评传》百年来有关"晚清新小说主将之一"的吴趼人研究之集大成者,除了对吴氏创作的各个方面详加论述外,对吴趼人的世家、生平、众多谜团做出令人折服的实证考辨、对比分析、假设推导、逐个否定。《我佛山人评传》在研究方法上提供给学界的启示有如下七个方面:其一,采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小见大、显微知着;其二,注重人物心灵的探寻;其三,重视人物身体器官的文化象征意义;其四,注重细节的放大;其五,注重叙事,借用传记、说书、话本小说之类讲故事的笔法;其六,借用了英国政治比较概念史的写作方法;其七,超越名利、学术归宗。     

吴趼人文化观探微

吴趼人文化观的构成是多层面的 ,从其发生和发展来看 ,它以体认“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起点 ,以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的思想为中介 ,在吸收和批判西方文化思想的过程中 ,表现出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在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时 ,其文化观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的交锋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原动力。     

特缘时势要求 以合时人嗜好——以评议鲁迅、胡适的有关“谴责小说”论点为中心

不能将谴责小说看成是"次等"的小说品类,"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不是所有谴责小说的通病,而是某些具体作品的缺点。"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是晚清谴责小说生成的原因,如果再加艺术上的精心结撰,就能成为很优秀的作品。     

春风吹过死水微澜--五四小说“性描写”之我见

五四时期,中国传统的旧的性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鲁迅、郁达夫、叶灵凤小说中的"性描写",显示了反叛禁锢人性、重新思考和评价旧道德的时代旋律。     

道德与金钱的双重枷锁--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颓废而又毫无出路,挣扎来去,摆脱不了道德与金钱的双重枷锁,难以避免情感的悲剧.张爱玲小说的主题也是女性文学的永恒主题--无非金钱与爱情.张爱玲与当代女性作家都没有解决女性的出路问题.     

背离与超越：吴趼人短篇小说的叙事模式

吴趼人在继承我国古代文学传统、借鉴西洋小说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对短篇小说的形式诸如结构方式、叙事体制、叙事视角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叙事模式的背离与超越。     

道德、情感与认知：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女性独立

道德、情感与认知是简·奥斯丁小说的三个核心要素，也是困扰小说中所有女主人公的主要问题之一。与其他几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不同的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普莱斯虽然从小寄人篱下，却养成了同时代女性难得的独立人格和智慧。在面对道德绑架和情感冲突时，范妮依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独立的认知判断。《曼斯菲尔德庄园》所展现的女性独立不依赖于物质条件、不为世俗道德所束缚、不为情感所羁绊，是一种认知和心智的独立。     

吴宓的写实小说论

吴宓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人生的表现，赋予了小说对个人、社会和世界以厚重的文明教化功能。他从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流派那里吸收“写实小说”的概念，把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为小说主旨追求的目标，强调小说对真、善、爱等终极价值的张扬。依此为标准，吴宓展开了对中外“写实小说”的批判。     

晚清谴责小说讽刺语体及其文化精神分析

晚清谴责小说以极富于情感宣泄的戏谑式调侃语言为主要批判语体.逗笑贬损、滑稽夸饰以及插科打诨是这种语体的主要形态.这种语体显示出晚清小说作家独特的写作价值立场和文化认知,同时急切激进的批判宣泄使得谴责小说语言批判中的价值错位问题也非常明显.     

道德与情爱——论清末民初小说中女学生的“自由结婚”

"自由结婚"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中的醒目现象,也是彼时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多由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充任。因为"自由结婚"动辄与传统女性道德相抵触,女学界对这一问题多持保守态度。清末民初的社会小说中,只有当男女情爱提升至"仁民爱物"的高度,"爱情"方与"道德"并行不悖。而言情小说中女学生对一己情爱的大胆追求,往往引向"自由毒"的泛滥。不过,这种文学呈现的结果,主要源自小说家的刻意经营,而不是女性真实生活图景的写照。新女性在文学中的全面突围,有待于两性道德的新变和"五四"新文学的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