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     

民族主义思潮下的共名化想象——论清末小说中的“英雌”女学生书写

"英雌"女学生,既是一种女性符号,也是清末语境下的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符码。清末小说中的"英雌"女学生,一方面在才与志、言与行以及情爱观念层面表现出迥异于传统女性的现代品质,凸显出女性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其高大有余、真实不足的完美形象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新小说家们在想象这一类人物时的时代焦虑感和这一时期女权启蒙的急功近利性。清末小说中的"英雌"女学生书写,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思潮下的一种共名化想象,是"民族主义"话语对女权启蒙强势覆盖的结果。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论

清末民初的"哀情小说"因其文化色彩的复杂性,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概要描述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探讨哀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有利于确立哀情小说独特的历史位置和独具的文化价值.     

民初骈文小说的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出现,是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它反映出清末民初小说发展在启蒙追求退潮之后的重大转移。民初骈文小说引领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起,体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学需求。在一种基本脱离社会政治与现实情形的“情”之上,民初骈文小说建立了自己的内蕴,也表明了清末民初“言情”的文学语言建构一度从古文转移到了骈文。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

伊塔玛.伊万.祖哈上世纪70年代提出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中心地位的假设。在伊万.祖哈假设的基础上以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翻译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当时新旧文学转型时期参与目的语文学变革的过程,分析翻译小说对目的语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刺激度和革新度,从而证明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处于当时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论清末民初小说中的"英雌"想象

本文以清末民初思想历史层面的社会性别女性英雄指认话语--"英雌"话语的建构为背景,探讨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中的"英雌"想象问题,分析这些文学在认同思想历史的"英雌"话语时是如何丰富和参与建构"英雌"话语的,并由此探询历史和文学的同构关系.     

重新释读"五四"时期情爱小说 --兼论张资平及其情爱小说的历史评价

"五四"运动之际,情爱小说占小说的90%之多,在"五四"这个深刻的背景下,对情爱小说的反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意义当有充分的估计.时至今日,我们对情欲与文明关系的复杂表现、对情爱与文明进程的思考,在文学上仍远远不够.在大量再版那个时期的情爱小说的今天,我们对张资平、张爱玲到当代一批小说家在这方面的"一脉相承",当有一个清醒的也是全新的描述,这不独在文学创作上有打通"现代"与"当代"的"史"上的意义,更有现实的价值.     

小说稿费制与清末民初文学变革

清末民初小说稿费制的逐步确立,直接促进了中国职业作家群的形成,推动了小说的繁荣与形式的变革,并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娱乐功能,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清末民初文学演为新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前奏,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声。     

清末言情小说主题的狭隘性

清末言情小说上承明清世情小说,下启民初言情小说,是世纪之交小说体例与观念过渡的重要时期.清末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清末言情小说形成了"借儿女言家国"、"借儿女言节义"、"借儿女言自由"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主题模式,这种主题模式虽然流行很短,但在近代小说转形史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它也为社会言情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民初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化

文学史研究多对民初小说持一种否定态度,而事实上民初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如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较以前都有所突破。民初小说是对清末功利小说观和集中于政治题材创作格局的纠偏,为“五四”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兴起作了有力的铺垫。     

论《浣纱记》中女性的政治情结

《浣纱记》是明代中叶著名传奇作家梁辰鱼的代表作品,剧作表现了西施牺牲个人幸福以求复国昭雪的爱国精神,独具匠心地赋予她崇高的政治情操,使之成为着力表现女性政治情结、通过男女爱情串联国家政治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传奇作品。同时,《浣纱记》"以生旦爱情寄兴亡之感"的创作手法,影响到清代《长生殿》和《桃花扇》等剧作的创作模式,作为戏曲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对之后的明清戏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变通与循规——明清小说中梁祝故事的传播影响

明清小说中可以看到年轻男女对待婚姻大事的一些情节强化。表现为变通意识和遵循运用婚姻制度程序的主动意识的增长,在礼教社会和婚姻制度的弹性框架内争取实现婚姻自主。这种情节强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梁祝故事的传播影响。     

“以情为隐”——清中叶通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情感世界

清中叶通俗小说对女性的关注，一方面是明清之际思想解放思潮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外在呈现。文人小说对情爱的重视往往与文人所渴求的知遇之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与此相伴的对名利的淡薄，反映了清中叶文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以及面对如此现实的无夸和自我排遣心态。所有这些又与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自我表现相关。这些小说对情感与欲望的界定也具有鲜明的文人特色。对情与欲的分辨，既是哲学思想的反映，也体现了文人的矛盾心态。     

元杂剧对妇德的颠覆与重构——“元曲四大家”创作论

“妇德”概念源于先秦儒家经典,针对女性道德标准而立。以元曲四大家为代表的元杂剧创作通过对传统婚恋道德颠覆性的文学表现,冲破了宋儒严酷的妇德教条,构建了以“真情”为基础的道德认知,进而开启了明代尊情反理、妇女解放的思潮,元杂剧作家的创作对妇德观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阅读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另一种路径

晚清以降,民族国家诉求实际上构筑了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现代性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从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的联姻想象,到上世纪50-70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以及最经典的民族国家叙事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意义设定,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从性别视角介入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应该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不容忽视的路径。     

冷峻背后的暖意斜阳——解析《秋天死于冬季》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当代知识女性在追求婚姻爱情时,面对社会、家庭、工作的多重压力,往往容易陷入对自我的不确定,甚至是否定,她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爱情和人生。赵玫在《秋天死于冬季》中借青冈和虹等一系列女性形象,表达了她内心对于婚恋爱情的深刻认识,爱情中不仅有激情、性爱、情感交融,女性一味的付出真心和牺牲并不能彻底拯救爱情,还需要理性的调节与包融,需要强大精神的有力支撑。     

清末新小说兴起论略

清末新小说以表达政治—时事为能事,即以国家为叙事重心。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政治观念变迁史,潜隐在新小说主旨的转换之中。其时小说地位的提升与清末新小说的兴起,实知识人危机意识的呈露。     

特缘时势要求 以合时人嗜好——以评议鲁迅、胡适的有关“谴责小说”论点为中心

不能将谴责小说看成是"次等"的小说品类,"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不是所有谴责小说的通病,而是某些具体作品的缺点。"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是晚清谴责小说生成的原因,如果再加艺术上的精心结撰,就能成为很优秀的作品。     

论社会言情小说《广陵潮》中的新式女性形象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尺,中国古典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及思想变革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而近代社会言情小说家李涵秋的代表作《广陵潮》中的女性,在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通过小说中的女性,我们可以了解晚清三十年的变革,从众多女性的情感历程中,可以再现社会、时代的缩影,因此,我们以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例,来分析过渡时期的女性形象,进而,把握社会言情小说的价值和启蒙的意义。     

走下神坛的女性自我世界——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有着冷眼观世的孤高和略带神经质的艺术敏感,因此她能冷静而真实地走进女人生命深处,成为"五四"女性神话的颠覆者和解构者.她冷峻地写出了男权社会女人的生存实态,把女人的故事从天上拉回人间,向世人挖掘展示这样一群不被主流社会正视满心只想着维护自己身心利益的普通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坚守传统职业的女结婚员们"、"寻找自我意识的新女性"、"不停挣扎的英雄"等形象,这些女性的生活状态不再有神的虚幻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