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人：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状态下的具体形态,也表述为人性假设,如自然人、理性人、经济人、道德人等。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由人性的发展变化所决定。“和谐人”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特定的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和新型的人性假设,是对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从人性假设视角研究和谐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学的当代发展内涵,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状态下社会主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诠释,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政府与市场的共生和互动——金融海啸对中国宏观调控变革的启示

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指针。共生互动关系是当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实反映,良好的共生和互动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理想的、动态的一种关系状态。政府与市场孰大孰小不是问题的关键,有效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及建立政府、市场间良性共生互动机制才是应有之义。金融海啸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置不当的不良恶果,其危害波及全球,中国亦未能幸免。另一方面,金融海啸也为中国宏观调控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和变革契机。抓住机遇,立足实际,以社会的稳定繁荣为根本宗旨,努力实现政府主导权与市场自主性之间的协调,亦即对过度监管与监管不力的有效调校,并进而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对称互惠共生”的行为模式和“一体化共生”的组织模式之构建,应该是当下中国宏观调控的可行之道。     

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的公共性向度

公共性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方式,社会公共性的实现程度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根据马克思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社会呈现出群体存在方式下的虚幻公共性;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人的独立性被物化从而阻碍了社会公共性的实现;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社会公共性得以充分发展。     

社会·医学·伦理：灾疫行为的多维透视

灾疫行为是灾疫研究的直接问题对象,它现实地展开为灾疫场境中的社会行为,因而有待灾疫社会学的诠解。生命安全和健康问题是灾疫行为最切近的要素,由此灾疫医学构成了理解灾疫行为的又一维度。对灾疫医学行为的理解,最终须借助灾疫医学伦理研究。国内学界对医学道德原则的界定、尤其是对灾疫医学行为的伦理反思,可能启迪灾疫伦理学的相关研究。     

儒家“忠孝”伦理及其现实性探微

儒家忠孝伦理以“亲亲”与“尊尊”的宗法血缘为根据,把中国古代社会维系成为组织结构有序、行为进退有度的家国同构模式,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性格。时代剧变,社会环境迥异,儒家“忠孝”伦理精神所指向的对象与所承担的功用应创造性转化,使之由重单一的忠君孝亲向多维度的社会对象开放,由偏重情感无私付出向行为主体多层次的责任与义务意识转化,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的光辉。这既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不完美道德现实的增益。     

文化生态视野下瓦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瓦乡文化是本真状态下的沅水流域文化,是湘西较为原始的地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瓦乡人富有特色的生计习俗、建房习俗、婚嫁习俗等原生态文化已处于濒危状态。建设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提高瓦乡人的文化自信,是保护瓦乡文化的重要举措。首先,建立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坚持原真性和整体性保护原则,建立科学的原生态文化保护体系;其次,应深入挖掘瓦乡文化内涵,提升瓦乡人的文化品位,大力推进瓦乡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结合,提高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经济效益。再次,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主体受益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加强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最后,还需创新瓦乡文化的保护模式,通过营造瓦乡文化空间,创发瓦乡文化产业来促进社区的发展。     

作为自由意志定在的财产权——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读书札记

财产权是自由意志的定在。一个人通过对物的占有而成为现实的存在。离开了财产权，个人自由、人格独立就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平等的自由权利并不意味着平均占有财富，劳动是个人占有财富的基本方式。私人所有权的出现既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更是构成共同所有权的现实基础。     

实践本体论的关系性与美

实践本体论是以自然本体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即阐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是社会实践的存在论。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为本体论基础,把实践美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实践是一种关系性哲学范畴,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视野,消解了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主体和客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探讨美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使得美学成为了关于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科学,在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之中来把握美和审美,因此,美和审美就是在社会实践之中生成的关系属性和价值属性以及自由创造。实践的关系性也就是 “间性”,但是,它全面地包括“主客体间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它们全面地生成着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及其审美。     

网络社会的本质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

通过对社会、网络社会概念进行分析,认为网络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交往而组成的有组织的系统,是人类社会最新的存在方式,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以互联网为纽带,通过信息交换而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社会的存在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其存在的技术基础是现实社会的软件和硬件,其存在的主体基础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网络社会中的内容都是现实社会存在内容的电子化形式。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在互联网上的映像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具有不完整性和扭曲性。不完整性表现在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人只是现实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主要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技术的年轻人,扭曲性表现在人们往往在网络社会中刻意表现出和现实社会不一样的方面以及作为网民群体一员而表现出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网络集群行为发生机制探讨

网络集群行为是网络环境下的一种特有的群体性行为.网络集群行为具有超越时空性、规模无限性和年龄特殊性等重要特征,其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框架效应、事件类型、匿名性、回应策略和社会认同等.文章通过对网络集群行为的发生过程和影响因素分析,提出网络集群行为发生理论模型,为引导和控制网络集群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公司印章使用规范问题研究

法定代表人和公司授权的其他人并加盖公司印章都可以代表公司;公司印章的使用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是否联合使用与第三人的类型有关,针对特定的第三人时,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公司盖章均可;如果第三人为股东时,则要求公司盖章;但如果是公司与不特定的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法律要求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公司盖章等联合行为。公司印章属于公司特殊的物,由法定代表人占有,但是权力机关可以授权其他主体占有。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不作为的共同犯罪

不作为的共同犯罪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可提出以下判断标准：若待归责的行为实现了相关构成要件,且不作为者具备必要的正犯者身份与主观构成要件要素,该行为会被论以正犯而受处罚。相反,若待归责的行为只是具备了教唆犯或帮助犯的要件,只能将这一行为评价为共犯。具体来讲：守卫型保证人有责任保护第三人不遭遇危险或不受到侵害,且能防止直接正犯者实施作为,他对此负直接正犯者的刑事责任。若第三人的行为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保证人的不作为是共犯;对某法益负责的保护型保证人有义务防止他人实施犯罪却没有防止,其行为成立直接正犯。若他人行为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保证人的不作为是共犯。     

当代中国农民区际流动研究

中国农民发生区际流动是由人口、经济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种流动是应中国社会的变革发生的，它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城乡社区的繁荣和农民致富都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城农民的边缘化问题十分突出，其主要表现是就业机会不均等、歧视行为严重、生活条件差、拖欠工资等。为了消解此问题，必须创造农民流动的社会环境、制定土地流转政策、建立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快小城镇建设速度、发展农民教育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     

构建和谐社会的应然探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四位一体体现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何以可能？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政党执政与国内外环境两个维度阐述和谐社会的现实必然和战略意义，为更深入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王玉辉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异同比较

边缘人（marginalman）是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提出的概念,＂广义上指未充分参与任何群体的人,狭义上指同时参与两个以上的群体、其行为模式捉摸不定的人。边缘人常常是文化冲突的产物,其特点是缺乏群体认同感,不认为自己真正归属于哪个文化群体。＂[1]少数族群、移民等因其身份归属问题易于表现出边缘人特征,而＂社会的分层也能分化出边缘人,社会下层的人位于群体的边缘,这里是社会文化空间里的边区＂[2]。本文所指涉的边缘人即是由社会的分层所形成的边缘人,他们处于社会的下层,与中心世界呈现疏离态。     

“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必要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它正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生成和逻辑展开,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世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的反映,又是解决时代主题的重要思路,它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生成机制——以爱国型和利益型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为例

以利益型和爱国型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为考察蓝本,对北京市、重庆市、广州市大学生和学生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类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及其整合模型的作用路径略有不同.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国家认同、学校认同、信息传播通过群体效能路径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爱国型群体性事件中,国家认同、触发事件认知和信息传播通过群体愤怒路径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触发事件认知和信息传播在两类事件中均对群体愤怒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对中国背景下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扩展了社会认同理论和双路径模型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     

我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探析

我国农村妇女自杀死亡率偏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国家与社会应在加强教育、社团关注、保护权益、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重视，同时个人自我调适和培养良好的家庭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