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流动视角分析

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向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内生的技术溢出将成为可能,而新企业的建立需要向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因此金融市场将对FDI溢出起到重要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通过模型分析和数据检验,本文认为,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人力资本学习水平上升意味着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增加FDI的边际社会产出,FDI的溢出效应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但受金融发展程度所限,现阶段我国FDI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外溢拉动国内经济的效应尚不显著。文章最后针对如何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以获取正向FDI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基于木制卧室家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探究了美国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研究发现:(1)美国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产生了贸易调查效应,课征反倾销税对美国该行业进口产生了显著的贸易限制效应,实施反倾销措施引致了美国进口向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转移,并促使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出口发生国家间贸易转移,特别是家具产品间贸易转移。(2)美国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引致了价格上升效应。外国直接投资旨在跨越反倾销税壁垒,但增强了企业之间的竞争,由此减少甚至逆转美国反倾销政策的保护作用。美国对中国WBF反倾销已导致部分外资家具企业开始向第三国转移投资。本文建议中国商务部可引导建立行业预警机制,鼓励WBF企业加强研发和设计创新,被控企业应积极应诉,谋求市场导向行业地位;鼓励和支持中国WBF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中国工业部门R&D吸收能力与外资技术扩散

本文通过构建R&D吸收能力和外资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利用近年来的数据检验了中国工业部门R&D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外资技术扩散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整个工业部门,尽管外资流入促进了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但主要是通过降低市场垄断程度、促进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产生的竞争效应获得的。由于R&D吸收能力低下,内资部门没能有效地吸收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在高科技行业,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自主创新,由于R&D吸收能力较低,内资部门没能吸收外资先进技术,产生了逆向技术扩散。在传统行业,R&D吸收能力较强,外资技术扩散明显。     

外资自由化、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

本文在异质性贸易理论基础上解读了上游外资自由化与技术距离影响下游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首次采用历年《外商投资指导目录》测算并分析了中国外资自由化进程,运用投入产出表中的投入产出关系构建了各中国制造业行业的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基础上,就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下游企业出口倾向与出口额的增长,对于我国制造业出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上游外资自由化的出口促进效应依赖于技术距离的高低,更加接近于国际技术前沿的行业与企业出口受到上游外资自由化的影响更大。总体上看,外资自由化将通过产业关联关系对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生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效应更多地被与技术前沿接近的行业与企业获取。     

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部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中部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外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而在3种外资投资方式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最为明显,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未能对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作用。     

外资来源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机构按照属地原则是中国技术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外资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提升本国技术水平,从而带动本国产业发展.从中外研究来看,技术溢出确实存在,但是外资的技术溢出受诸多因素影响:从投资来源国的角度分析,投资来源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较小、文化背景接近时,技术溢出效应更容易发生;就投资方式来说,中外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理想并且对中国技术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也较大.此外成本与收益也是影响外资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准入政策演进及对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外资准入政策经历探索与调整、快速推进、有序调整与主动进取等多个阶段的演进,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定位于实现"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认识外资准入政策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以上问题均犹未可知。本文在梳理中国外资准入政策演进的基础上,从产品质量的视角探究了外资准入政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准入放松显著提升了外商投资份额,并进而提升产品质量及其增速;同时发现外资准入放松对内资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显著大于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从内资企业内部看,外资准入放松的影响是全面的,并没有体现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加总层面分析发现,外资准入提高了具有高产品质量企业的市场份额,使资源得以优化再配置。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外资准入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更多是由于优惠政策引导而非"以市场换技术"的市场放开所致;外资准入放松引致的外商投资份额增长通过产业关联、产品转换以及本地集聚效应等促进产品质量及其增速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实施开放战略,尤其是外资准入及投资自由化改革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外资特征与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分析

利用1997年至2009年中国1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外资特征对中国各省份技术创新作用的影响。从FDI的不同特征出发,研究来自不同国家的FDI、不同规模的FDI、折合成技术权重的FDI以及FDI在不同产业中的渗透强度等方面对中国不同省份技术创新的影响,探讨将FDI的不同特征细分以后可能出现的异质性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来自欧美国家的FDI对于发明专利、外观专利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来自亚洲国家的FDI对于发明专利、外观专利有负向效应;企业规模对于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均有显著积极作用;外资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越大,明显抑制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折合成技术权重的FDI对于发明专利、外观专利的影响也是显著为负。     

非线性单主元企业组织规模发展的突变点判定

本文简要阐述了突变现象的研究,探讨了突变的形式和突变点寻找所涉及的问题。通过对影响企业组织规模因素的讨论,给出了非线性企业组织规模的一般函数。探讨了非线性单主元企业组织规模函数的近似问题。结合例子,应用突变理论,就其折叠型、尖点型的突变判定进行了研究,并就突变点寻找的方法作了小结。     

我国企业盈余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EBO模型的我国上市公司实证数据

本文在运用EBO模型计算了不同企业不同年份终端隐含价值的基础上,对影响终端隐含价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预测期盈利能力、行业市场占有率、负债/资产比率、固定成本结构对终端隐含价值有显著正的影响,证明了代理理论适合我国国情,企业负债有利于企业盈利的长期可持续性;而企业规模、投资规模对终端隐含价值有显著负的影响,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待提高。     

关于我国企业竞争活动反应特性的相关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竞争活动特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竞争反应数量及竞争反应迟延与各竞争特性、企业性质以及部分行业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一项竞争活动影响竞争者的数量以及该活动对于竞争者的战略重要性与竞争反应数量和速度呈正相关关系;战略活动和高竞争执行条件与竞争反应数量和速度呈负相关关系,相反,战术活动和低竞争执行条件却与竞争反应数量和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对于竞争活动的反应无论从速度和数量上都低于私有企业。     

管理科学部2008年度基金项目绩效评估分析

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对277个资助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估.评估结果显示,管理科学部资助项目完成质量持续提高,青年科研工作者在科学基金项目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另外,在对不同类型项目、不同学科项目和不同依托单位项目的评估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其中的不足,结合管理科学部近年来项目受理与资助中的新变化,提出了改进建议.     

组织设计的主动性与合作性对企业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分析

高度扰动的环境诱导着企业组织设计进行适应性变化,组织设计的变化受知识共享需要的诱导,而且相关因素之间呈互补关系.当变化的环境促使企业组织设计变得更有利于提升各组成部分的主动性时,知识共享的需要同时也要求组织增加合作性的组织设计.论文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定,并利用问卷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假定进行了分析验证.最后,提出了方向性的制度供应模式.     

制造型企业市场导向执行模式及前因变量和绩效

考察了市场导向执行的具体模式,以及市场导向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和绩效。对227家制造型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MKTOR量表在中国制造业环境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我国制造型企业市场导向的具体模式可以分为6种;不同模式市场导向下的产品创新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市场导向的模式选择与内部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有关。     

Penta-Extensions of Hereditary Classes of Graphs

Penta is the configuration shown in figure 1(a), where continuous lines represent edges and dotted lines represent non-edges. The vertex u in figure 1(a) is called the center of Penta. A graph G is called a pentagraph if every induced subgraph H of G has a vertex v which is not a center of induced Penta in H. The class of pentagraphs is a common generalization of chordal [triangulated] graphs and Mahadev graphs. We construct a polynomial-time algorithm that either find a maximum stable set of G or concludes that G is not a pentagraph. We propose a method for extending α-polynomial hereditary classes based on induced Pentas.     

企业文化内部传播渠道个人感知量表的建构

通过对企业文化内部传播渠道的文献调研和企业访谈获得了量表的初始条目,在预测试和正式测试两个阶段,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等技术对量表进行了检验和修改,得出了沟通、CEO榜样作用、直接上级榜样作用、同事榜样作用、英雄人物与故事、奖惩、活动七个因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同质信度、折半信度、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     

Analysis of Exogenous Components of Mortality Risks

A new technique for deriving exogenous components of mortality risks from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has been developed. Each observed death rate D_ij (where i corresponds to calendar time (year or interval of years) and j denotes the number of corresponding age group) was represented as D_ij=A_j+B_iC_j, and unknown quantities A_j, B_i, and C_j were estimated by a special procedure using the least-squares principle.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do not exceed 10%. It is shown that the term A_j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endogenous and the second term B_iC_j as the exogenous components of the death rate. The aggregate of endogenous components A_j can be described by a regression func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Gompertz-Makeham law, A(τ) =γ+β· eατ, where γ, β, and α are constants, τ is age, AττAττA_j, and τ_j, is the value of age τ in jth age group.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for such a representation does not exceed 4%. An analysis of exogenous risk levels in the Moscow and Russian populations during 1980–1995 shows that since 1992 all components of exogenous risk in the Moscow population had been increasing up to 1994.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total level of exogenous risk was lethal diseases, and their death rate was 387 deaths per 100,000 persons in 1994, i.e., 61.9% of all deaths. The dynamics of exogenous mortality risk change during 1990–1994 in the Moscow population and in the Russian population without Moscow had been identical: the risk had been increasing, and its value in the Russian population had been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oscow pop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