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

伍子胥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左传》中 ,《左传》到《伍子胥变文》 ,是从史书到文学作品的改变 ,伍子胥则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本文以《左传》为本 ,兼及其他文献 ,探讨《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文章认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许多与历史事实相违或为史实所无 ,至多算是七虚三实。作者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 ,以正义和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 ,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是作家构思文学情节的尺度 ,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文》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其文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考探

敦煌遗书残卷《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一直没有定论。对变文中提及的时间、地理概况、专有名词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等进行分析可知,变文的创作时间大概是在公元7 8 0年至8 3 0年之间,或者更晚一些。     

《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

伍子胥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左传>到<伍子胥变文>,是从史书到文学作品的改变,伍子胥则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本文以<左传>为本,兼及其他文献,探讨<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文章认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许多与历史事实相违或为史实所无,至多算是七虚三实.作者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以正义和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是作家构思文学情节的尺度,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伍子胥变文》的文化内涵

<伍子胥变文>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蕴涵有儒家的本位思想、道教的术数观念、佛教的因果轮回观等,这三种文化在<伍子胥变文>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敦煌变文》中的“持握”义动词

《敦煌变文》的词汇对于构建科学而系统的汉语词汇史有着重要意义。择取《敦煌变文》中表“持握”义的九个动词加以探讨,通过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该类动词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两个结论:一、“持”逐渐被“拿”替换;二、“扶”的使用频率持续增长。     

唐代变文叙事学例论——兼论变文的小说史意义

敦煌变文使中古文言小说和近现代白话小说互相连接起来.它确立了中国白话故事的基础,并让宋朝和元朝的小说文本占据了重要地位.用叙事学的方法观照这些变文,可见<目连救母变文>中有三角形的内在结构,<伍子胥变文>中存在着"郁积--化解模型",<韩朋赋>以离合作为情节发展动力,<秋胡变文>呈现了家庭小说里的矛盾状态.     

敦煌李陵变文的考原

为了深入解读敦煌李陵变文,了解它的渊源情况,通过运用比较、例证等多种方法,将一些历时和共时性史料进行了有机的组合。认为李陵故事的渊源流变,与《史记》、《汉书》、唐代诗文的咏唱及其唐代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气,都有着天然的联系。     

《维摩诘经讲经文》新校

《敦煌变文集》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变文的研究。199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校注》是迄今录文最可靠、内容最丰富、校注最精当的变文全辑本。本文对其中几篇《维摩诘经讲经文》提出若干补校意见。     

敦煌变文的名与实

针对人们对敦煌变文研究中的名实指称不明,对其概念的使用存在着扩大外延、缩小外延、一名两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为“敦煌变文”正名,并以“(敦煌)变文”指称广义的变文,以“(敦煌)纯变文”指称狭义的变文。     

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补校二则

黄征、张涌泉先生主编的《敦煌变文校注》(下称《校注》)[1],汇集方家之说,注释允当,反映了校注者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最新见解。笔者在项楚先生指导下略有涉猎,今就《庐山远公话》补校二则,垂教于方家。     

敦煌变文《鷰子赋》再研究

敦煌变文是文学作品,但是往往真实地反映出唐代的社会现实,是研究唐史极为宝贵的资料。而吐鲁番出土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唐代原汁原味的政治、经济、法制文书,将吐鲁番文献与敦煌变文相互观照,实现文史互证,是一条可行之路。从这一角度对敦煌变文名篇《鷰子赋》进行再研究,能更好地理解其文句的具体含义。     

敦煌变文疑难词语考释商榷——《〈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读后

本文对赵家栋、付义琴二位先生的大作《〈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中考释的敦煌变文词语粗牞、□我、团估等提出商榷意见。这些疑难词语有的已有学者考释,有的还需存疑。     

敦煌变文词语札记

敦煌变文是盛行于唐五代时期的一种说唱夹杂的特殊文学体裁。它们以当时流行的最为通俗的口语写成,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口语词汇,表现了变文词汇系统的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被公认为目前敦煌变文词汇研究的权威性著作,为变文的词汇研究开创了局面,树立了楷模。本文就变文阅读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字、词的意义做一些     

《敦煌变文》中的“举”“擎”义常用动词初探

<敦煌变文>的词汇很有特点,对于构建科学而系统的汉语词汇史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择取<敦煌变文>中表"举擎"义的五个动词加以探讨,通过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该类动词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两个结论.     

《敦煌变文》中的“采拾“义动词

文章选取<敦煌变文>中与"手"的动作有关且表示"采拾"义的六个动词,并把该类动词及其在其他五部相关作品中的用法作比较,得出如下结论早期词义负担过重的或口语化程度低的词最终要被其他的同义词部分或完全替代.     

《敦煌变文校注》阅读劄记

敦煌变文的发现,历时百年,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对其进行校勘和考释的论著不断涌现。黄征、张涌泉先生的《敦煌变文校注》可以说是对其中词语进行考释的集大成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异文语境和方言调查的方法,运用多种文献材料,对《敦煌变文校注》中的＂嚇＂、＂贴＂、＂超越＂三个词语进行了重新考释。＂赫＂原作＂赫＂,徐复先生校注时认为应该作＂嚇＂,蒋礼鸿先生亦主此说：＂‘嚇’与＇■＇、＇謼＇皆字异义同。＇诳■＇双声字,俗亦作＇懗’,《龙龛手鉴》心部：＇懗,呼嫁反,诳也,与■同。’＂因此,可以说徐先生是从本字的角度认证＂嚇＂与＂謼＂、＂■＂同义,蒋先生是从俗字的角度发明＂嚇＂与＂赫＂、＂■＂同义。他们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还缺乏文献例证的支撑,说服力不够。遗憾的是黄、张两位先生在作校注时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调查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时发现＂赫＂当有＂欺骗＂的意思。＂贴＂,黄、张校注：＂原卷实作＇贴＇字,＇贴＇为黏附之义,切合于文意。＂司马相如《长门赋》：＂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檐檐。＂李善注曰：＂《楚辞》曰＇裳檐檐以含风。＇王逸曰：＇檐檐,摇貌。＂＂襜檐道服,贴天上之云霞＂的意思是＂道服的飘动黏附天上的云霞＂,我们认为动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不符合文意,＂贴＂,乃＂形容、描述、临摹＂之义,这有异文佐证。关于＂超越＂一词的释义,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超越＂的异体书写形式有＂超越＂、＂超越＂、＂曆刺＂、＂歷刘＂。《广韵·锡韵》：＂超,超趚,行皃。＂又《广韵·麦韵》：＂越,急走也。出《字林》。＂《玉篇·走部》：＂趚,子亦切。小行皃。＂＂急走＂强调的是动作行为的方式,而＂小行＂是因速度快而产生的结果。段玉裁认为：＂趚,侧行者,谨畏也。＂于此可知,＂超越＂有＂因谨畏而侧身急行＂义。《集韵·昔韵》：＂越,侧行也。或作趞。＂又＂超,超越,盗行。＂＂盗行＂可以和＂谨畏急行＂相互发明,典籍中亦不乏其例。     

敦煌变文《孔子项诞相问书》校注商补

《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选注》等对《孔子项讫相问书》所作的校理疏释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笔者就其中的40则校释提出商补性意见。     

应县木塔《大乘杂宝藏经劝善文》变文浅析

1974年发现的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是继1899年敦煌文书发现之后,同类文物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其中有许多辽代僧人辑撰的经讲和俗讲,是研究辽代俗文学的珍贵资料。《大乘杂宝藏经劝善文》变文与敦煌莫高窟所出《维摩诘经变文》在形式和内容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特色。     

《敦煌变文》用韵考(续一)

二变文的用韵,如前所述,是以唐五代汉族人民口头语言为依据的。由于它在都城长安和西北其他通都大邑比较流行,可以断定:它所用的音韵就是当时西北方言的音韵。因此,我们可以据以考定当时西北方言的韵部。我最近写了一篇《敦煌变文韵谱》,就是根据《敦煌变文集》,摘录变文韵脚,加以分析排比,把它分为二十三个韵部,其中包括阴声韵支微、灰哈、鱼模、萧豪、歌戈、家麻,尤侯七部,阳声韵东钟、江阳、真文、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