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经中作状语的"甚大"

“甚大”作状语最早出现于东汉译经,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译经续有沿用,用例甚多。与这种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甚大”作状语在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我们只在《太平经》、《太平广记》、《祖堂集》、《敦煌变文》等几部文献当中发现了几个例子。所以,“甚大”作状语能在中土文献中出现,是佛经语言现象“直接移植”的结果,而其不能真正融入汉语,则是因为与汉语的语法规则有抵触。     

敦煌文献“素书”新考

敦煌文献斯0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火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之"素书"究竟是何义?至今聚讼纷纭。本文将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献相对照,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运用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和美术学等相关知识,考证"素书"即"塑像和绘画"。并论证了祆教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与佛教艺术的密切关系。     

再论唐代句检制——唐官制研究之二

关于唐代句检制,我曾在1983年撰写《试论句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我国唐史研究者,曾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注意到唐代句官制,但只是极为简略地论及(见武仙卿著《唐代财政史》),此后,我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一制度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句官”见于有关唐史的史籍及文献中,但是否形成一种制度?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上述我的小文中,大量铺陈史料(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来证明,在唐代内外官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句官的设置,句检形成一种制度,成为一个独立系统,与唐官制其它三个系统并列。由于撰写上述小文的目的及主要内容,对于句检制中的     

《维摩诘经讲经文》新校

《敦煌变文集》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变文的研究。199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校注》是迄今录文最可靠、内容最丰富、校注最精当的变文全辑本。本文对其中几篇《维摩诘经讲经文》提出若干补校意见。     

敦煌变文词义补笺

自敦煌石窟文献问世以来,敦煌学已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瞩目的显学,研究范围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变文只是其中一部分文学性较强的通俗作品。由于这部分作品经过种种艰难之后率先整理刊行,从文学和语言两方面去研究它们便得风气之先,取得成果较早,成绩较大。语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校勘和词语考释上,因为这是研读变文乃至所有敦煌文献的难点所在。单就词语考释一项而论,五十年代即有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之作,其后继踵者众、论著日多,探微发隐,各见功力。唯因变文内容十分丰富,语言情况复杂,诸家所论,容有小阙,挂万漏一,或所难免。     

敦煌变文的名与实

针对人们对敦煌变文研究中的名实指称不明,对其概念的使用存在着扩大外延、缩小外延、一名两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为“敦煌变文”正名,并以“(敦煌)变文”指称广义的变文,以“(敦煌)纯变文”指称狭义的变文。     

敦煌学与吐鲁番学从比翼齐飞到分进合流

敦煌、吐鲁番地缘相近,其文献时代相续,性质多同,内容上互补互证,且多所关连。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乃至文献的特性,有着极为相似的境遇与历程。不论是文献的比勘,内容的考定,或互释互补,乃至有体系的文化解读,均显示敦煌学与吐鲁番学既要分进,也需适时的合流。一百多年的发展,不论发掘、收藏、编目、研究、出版等,敦煌学与吐鲁番学均已形成各自的体系,自然有必要继续比翼齐飞,分头前进。     

敦煌孟姜女变文与招魂祭祀

在敦煌变文、曲子词等俗文学写本中,孟姜女不仅是杞梁之妻,同时也是众多无祀亡魂的司祭者。敦煌伯希和5039号残卷变文中,长城下众髑髅与孟姜女的对话,既承接了自庄子以来的髑髅文学传统,也反映了唐代招魂祭祀、安抚孤魂的信仰习俗;变文末尾,孟姜女宣读了一篇具有通用文书性质的祭文,以酒食祭飨孤魂。"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固然是孟姜女故事在唐代突变的时代背景,杞梁之类的孤魂救度也是推动故事传播变异的原动力之一。敦煌孟姜女变文是从招魂仪式向祭祀演剧进化的一种中间形态。孟姜女的祭司身份在乡村祭祀演剧中至今尚有遗存。     

敦煌契约中的量词

敦煌遗书中的世俗文献不仅是研究 9、10世纪敦煌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宝贵资料 ,也是研究汉语语言文字历史的宝贵资料。从语言上看 ,敦煌世俗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 9、10世纪敦煌地区口语的面貌。比如敦煌世俗文献中的契约文书在量词的使用方面 ,就体现出其不同于唐代诗文小说的特点 ,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口语语法特点的一个侧面。     

变文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敦煌变文研究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由于大批一流学者的积极参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文献的整理校注,代表了整个敦煌遗书整理校注的最高水平.文章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变文研究的主要成绩,同时指出: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尤其是口头性文学作品,目前的研究还很不足.一些对其文学性的研究因为并没有抓住本质,套用了和它并不属于一个层面的作家作品理论,或不够深入、或不够准确.还就今后变文的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敦煌变文词语札记

敦煌变文是盛行于唐五代时期的一种说唱夹杂的特殊文学体裁。它们以当时流行的最为通俗的口语写成,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口语词汇,表现了变文词汇系统的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被公认为目前敦煌变文词汇研究的权威性著作,为变文的词汇研究开创了局面,树立了楷模。本文就变文阅读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字、词的意义做一些     

英国图书馆东方部藏“霍尔宁搜集品”汉文写本的调查与研究

一、题解敦煌学或敦煌吐鲁番学从根本上说是世界各国对于亚洲中部文化遗产(遗址与文物)的发现认识、搜集整理、解读翻译、编目刊布以及运用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其它专门研究的学科。敦煌和吐鲁番作为亚洲中部两处最著名的文化遗址群,产生了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文物,因而两处地名被用来命学,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情。但是当代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对象早已在空间范围上超越了敦煌、吐鲁番两地而扩展到以新疆、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整个亚洲中部,在时间范围上也突破了敦煌吐鲁番文物的发现年代而上溯到了十九世纪,因此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新疆库车、和田等地出土的文物也属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对象。     

从敦煌变文看敦煌人的寻家心结——从《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看流民的反抗哲学

一般认为《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为《史记》《汉书》中相关内容的演义,笔者认为这两篇变文不仅仅是对历史故事的演义,其实是借演义之表象抒发当时敦煌人民的现实心理。敦煌作为古代的边关之地,在每个朝代的国势衰微之时,时常面临被异邦侵占的命运,因而产生了当地人民对家园回归的渴望。产生于唐末敦煌地区的《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借主人公相似的被流落家园的命运来表现当时敦煌人民寻求归家归国的悲伤而不绝望的心境。     

从敦煌吐鲁番判文看唐代司法审判的效率和质量

唐代是中国古代法治清明的时期,关于唐代司法审判的效率和质量情况,传世文献的记述十分简略。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唐代判例文书,为研究唐代诉讼审判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有唐一代为了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和质量,注重选拔高素质的司法人才,司法官员的选任大都要通过吏部主持的“试判”考试;为了提高诉讼审判效率,唐代对于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的审判期限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实现审判公正,唐代构建了完善的诉讼审判程序,司法人员须严格依照国家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唐代制定了司法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提升了审判人员的责任心,以确保审判的公正。     

走好敦煌研究之路,引领后学四通八达——项楚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影响启示录

项楚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集中在对以王梵志诗、变文和歌辞等为代表的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大面积精细校订与准确释读,帮助众多读者能够顺利地读懂这些文献。这既有功于恢复敦煌俗文学文献之真貌,又方便后学利用这些文献展开研究,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便是项先生的大贡献、大功德。巡礼项先生的敦煌学研究,可见其文化守护与传承的担当意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的艰苦磨砺,尊重学术、礼敬前贤的谦逊态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精神,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卓绝贡献,津梁后学、沾溉文林的永久功德。全面总结项先生敦煌学研究的成就与影响,以及项先生的治学路径和学术品格,对于继承项先生敦煌学研究,从而不断地将敦煌学引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从吐鲁番到敦煌——Turpan(吐鲁番)一名语源、语义考

元代汉文文献及历代西域文献所记Turpan(吐鲁番)一名的语源、语义可追溯到西域伊斯兰化之前的历史时期。Turpan(吐鲁番)在语源上属于印欧语系的西域古代地名,在语音上与"敦煌"及敦煌粟特语文书中出现的地名δrw"n有着对应关系,在语义上,与"高昌"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四川与变文

变文历来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变文与唐五代时期的四川地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变文在蜀地的兴盛,与巴蜀文化的独有特征有关.而四川地区在唐五代与敦煌地区的频繁交流也就反映在变文中.     

唐代书仪中的丧服衣服图解析——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例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丧礼服制图》(法Pel.chin.2967卷)是一件图文并茂的写卷,它对每一种丧服都从名称、式样、质地和尺寸等方面进行了精细的规定和示意,对丧服衣服做了详细说明,这在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以《丧礼服制图》为解析对象,解读唐代丧礼中的衣服图,并与唐代前后丧服图文记录比照研究,以了解唐代古礼文化特点,并为今后"三礼"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途径。     

敦煌文献中的河西回鹘——兼论甘州回鹘与沙州的关系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关于河西回鹘的史料,其中,《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龙泉神剑歌》、《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尤为重要,弥补了唐五代期间回鹘史料的不足,是研究河西回鹘不可缺少的史料。罗振玉、王重民、孙楷第、姜亮夫等先学,为整理和研究上述文献作了重要贡献。本文就上述文献中的河西回鹘问题试作探讨,以求见教。     

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校勘拾零

《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所附的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曾经白化文、赵匡华、周绍良先生的合力校勘;书出之后,又得项楚、刘凯鸣、蒋礼鸿、郭在贻诸先生的补充校勘,从而使这批原来讹误满目的珍贵文献得以讽读无碍,为敦煌变文的研究带来了莫大的便利。笔者在研读这批文献的同时,发现还有若干当校而失校或校而未当之处,因就管见所及,疏陈如下,以就教于方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