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到“公民”：朝鲜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个跨境移民族群,朝鲜族先民与兄弟民族携手并进,在共同开疆拓土、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促进祖国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由“自在”的自然共同体向“自觉”的命运共同体转变,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朝鲜族人民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觉肩负“双重使命”,投入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斗争洗礼中,更加彰显出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日帝投降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解放战争,朝鲜族真正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完成了从一个边缘的跨国移民身份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历史演进。     

中缅边境战“疫”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凝聚——基于打洛口岸周边村寨的田野调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各民族命运与共而形成的。中国在战“疫”中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与升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蕴含着中国国家建构的价值指向,是验证中国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文章通过中缅边境战“疫”叙事,即境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边境疫情防控网格治理现代化的认知,强调在后疫情时代,各民族同胞要坚守为民、团结、奉献、奋斗及天下等战“疫”精神,增强“五个认同”,确保战“疫”的伟大胜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承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虎文化叙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虎文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发展轨迹来看,虎叙事从先秦至明清,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深植于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王权一统和秩序建构、抗争意识以及虎信仰与儒家思想共融是虎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典表述;对当代虎故事文本的行政分布、族群传承和故事类型的考察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历史的延续性与现实的发展性。虎文化叙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巩固集体记忆、共铸民族品格和强化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指向是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尊崇,以及由国家一统与抗争意识带来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及道德风尚良好的大同盛世。对虎叙事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思考,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同一性和共同性,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族群边界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定机制

多民族国家中,族群与族群之间不乏“边界”符号。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目前较少从族群边界理论的视角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建。通过引入族群边界的多级过程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强调族群间不存在永恒的边界,正视族群边界将更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划分为“外边界与内边界”,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边界需要合理运用“制度环境、权力分配和政治网络”等因素,以期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制度、组织、文化和历史”的四重在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边界需要维持其“政治显著性、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和历史稳定性”,各民族采取多样的互动策略可加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相对流动。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边界的特征及互动策略,形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机制,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     

中华民族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研究中华民族问题时不能回避的两个概念。当前学界在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时出现了忽视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强调的“共同性”是指56个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把中华民族作为56个民族的总称，甚至否认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底与主干，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体现着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归属与赞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建构科学的中华民族观，并在社会生活中传播中华民族知识，同时，要依据中华民族的结构、历史、文化等民族特点来构建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命运共同体。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边地逻辑——基于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现象的考察

中国境内“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客观条件。同时，如何在普遍性的客观条件下，找寻相关经典跨族群关系建构中的历史演变特征、规律，进而在学理上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历史逻辑问题，应为当前学界迫切需要开展的一项重大课题。再则，普遍性特征的背后，往往是“点”与“面”的衔接性，是“边缘”与“中心”的整体契合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彰显，既需要内地中心普遍案例的量化支撑，还需要边地社会经典样本的质性论证。可以说，边地社会样本的客观存在，方能直接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存在。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普遍客观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不仅在跨族群关系建构层面提供了混融共生这一内在共同体意识的形象学理载体，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地社会的客观存在提供了现实实践层面的厚重支撑。     

从节日影像志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认同

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是连续的超稳定体系,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自然空间、历史起源、文化发展和媒介叙述共同作用建构的。这些“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景象,值得影像媒介去系统化深描。各民族节日影像志以一种深描的方式,从根深蒂固的民族节日文化中,洞察鲜活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新常态：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各具特色”,少数民族节日中地方文化与官方话语“和而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嵌入影像叙事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之音”,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信与自觉,建构起丰富的民族形象和文化肌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神话意象看羌族先祖敬奉与华夏认同

神话是超自然或曰超现实的故事,它在口口相传中延续及衍展,对于族群、区域乃至整个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羌”之族名见于甲骨文,其民族历史悠久。羌族保存着丰富的口头文学,践行着古老的民俗传统。他们以“阿巴”相称并奉为先祖的有“阿巴炎”“阿巴禹基”和“阿巴白构”,由此形成的口头叙事、神话意象、符号景观显影在方方面面。羌族通过构建本民族三位“阿巴”的神话意象,既标树我族身份又表达中华民族认同,又在两者融合中呈现族群心性,为今天学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不可忽视。     

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及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深刻地辨析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也是“革命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在现代社会具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对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建构性。中国共产党曾使用“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抗战”话语。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自强不息、救亡图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快速发展后,中国已成为改变国际关系对比格局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理念之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百年征程中得到不断实践。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论断,深化了中华民族作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理论内涵。“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要素分析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这一重要论断指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向,显化并增进中华民族内部的共同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从以往民族政策内容来看,各民族的共同性包含“两个共同”的共享利益、“三个离不开”的共生关系、“四个共同”的共有历史、“五个认同”的共享价值。四方面的共同性不仅揭示了各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内在关系,也在发挥着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凝聚民族团结关系、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和正确价值观念引导的重要功能。在未来民族工作中,要通过系牢各民族的利益纽带、命运纽带、记忆纽带和价值纽带,深化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共生关系、共有记忆和共享价值,以此不断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智能算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再构研究

网络平台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政治传播的一个向度,全新场景下的用户与传统概念上的受众截然不同,各民族的“人”本身发生了进化、异化、云化,传播模式也由此产生了本质性位移,诸种变化和位移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和土壤。智能算法在信息推送、议程设置、于传统政治传播权力消解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场景进行解构与变革,使得算法日益成为引导政治传播规则、资本营销模式的重要且核心元素,而传播的算法化也需围绕网络共同体的重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再构层面进一步实现碎片场景、消费场景、仪式场景的融通,以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效。智能算法时代的网络空间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再构的重要意义在于族群边界重建、族群集体记忆重构,甚至族群认同重塑的可能性,为政治传播主体和各民族网民提供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场景,提供了“自上而下”与“由下而上”共同书写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可能。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演化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启示

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从“华夷之辨”到“天下一家”,天下观贯穿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天下观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天下观的重要性重新凸显，尤其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天下观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实践及历史经验历久弥新。天下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     

民族志、地方史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以达真的《康巴》为考察对象

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构建了“康巴”这一独特的文学世界,融合了宏大历史、民间史、日常生活史等多重面向,重现了藏地历史的丰满厚重与含混驳杂,为近年来的藏地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视野。小说经由民族志、地方史的文学地理书写走向了对民族命运、国族命运的思考,在“地方性书写”与“总体性历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宏阔的时间与空间叙事显示了其史诗视野与史诗追求,但史诗性的追求和反史诗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使叙事面临巨大的困境与难度。作家努力在民族国家叙述、地方叙述、庶民叙述等更为多元的意义上彰显融合、交流、大爱、悲悯的历史伦理,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历史注脚。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长征时期党在贵州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实践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团结少数民族,在各地宣传的民族平等口号和实施的民族政策,为新中国民族工作播撒了种子。贵州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本文以贵州一省为例,梳理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平等团结、民族统战、尊重文化、救贫济困等民族工作,将贵州各民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探索和实践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的建构,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打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方向,凝聚了民心,为转战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石。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与实践指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达了中国各民族共命运性的联系,彰显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的新境界。民族创造文化,文化凝聚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作用下逐渐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从民族自在实体到民族自觉共同体的历史变迁。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了丰富的文化意涵：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凝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源泉;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决定民族发展的长远和根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基石;“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质,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包容性与生命力。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进路与文化发展意涵,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文化遵循与实践方向,对于充分释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博物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以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不仅是承载地方历史、涵养民族文化、存储交往记忆的共有精神家园,更是展示多元文化与文明的窗口。地方博物馆不仅具有收藏、教育、科研等重要价值,也具有显著的动员叙事及共同体意识建构效能。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的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是地方与国家相互呼应、小社会与大历史互为参照、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守望相助、具有强烈情感共鸣的记忆之场。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时代背景下,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这类历史主题鲜明、文化特色突出、“三交”内涵显著的多民族共享活态符号,也可以充分调用为鲜活的叙事资源。地方博物馆需要找准定位,通过内容提炼、效度提升、活力培育三个方面,探索其独特的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试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始于近代,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华民族的外在边界,一是其内部结构安排.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开端,单元民族构成要素成为民族精英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中援引的基本素材.同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造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西方古典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的错位、单元民族意识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冲突、进化论哲学与共同体建构援引资源历史性的矛盾.民族精英结合实际努力消解这一紧张关系,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是一个”, “中华民族”最终成为凝聚民心、共赴国难的时代旗帜.     

从“边地”到“一体”：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重要聚居区,其“边地”的文化属性具有典型的征候意义。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长时段纵向讨论该地区的“边地”内涵,借由“边地”相关理论并围绕这一地区的“边地”历史、“一体化”进程与策略、“一体化”格局与状态等方面探究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能为“各民族共创中华”等主题提供参考,从而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以及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为”“自在”实体走向“自立自强”实体并且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