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6月1日，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时施行，这既是我国未成年人事业划时代的一笔，也是对建党百年的一次献礼。在新的未成年人司法语境下，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仍面临非犯罪化转处标准不明确、刑罚执行变更难和分级干预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应借鉴域外少年司法先进经验，在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明确罪错未成年人转处标准，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假释、减刑等制度，充实专门矫治教育措施，使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更加体系化。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之完善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特殊而又重要的群体,对其进行特殊保护理所当然。其中,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是众多社会保护之一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结合国外实践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完善的途径与方法。     

英国青少年司法最新进展及启示

英国议会通过<2008年刑事司法与移民法>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了现行青少年司法制度,强化了审判前处罚,整合了现行社区刑罚,并细化了各类处罚的适用条件.它对英国青少年司法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对<刑事司法与移民法>涉及青少年司法内容的详细解说,启示我们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应在吸收国外优秀制度和立足于本国国情基础上,从尽快建立合理完备的未成年人司法体制、适当扩大非监禁刑罚措施、增设非刑罚的处理措施、司法中兼顾量刑的统一这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论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权

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权是未成年人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 ,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所共同规定的内容。由于未成年人是民族的希望 ,国家的未来 ,古今中外的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联合国第六届预防犯罪大会将未成年司法制度誉为现代法律制度的“王冠” ,并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权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我国法律也非常重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赋予了未成年人广泛而又实际的权利     

关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几点思考——以比较法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并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爱护,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一座新的里程碑.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保障,是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对促进未成年人成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著作和文献,综合分析国内外就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或消灭制度的法理规制与实践经验,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研法辩理,应用实践,实现保护社会与保护未成年人有机统一.     

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司法价值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上世纪后期西方刑事司法制度中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一些地方司法部门进行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能否成为未成年人少年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关键在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司法价值和社会效果。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我国的司法制度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司法制度吸收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人类共同的法治文明,独具中国特色.司法制度改革是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实现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应当处理好“三个至上”之间关系、司法独立与监督司法的关系、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的关系,稳步推进新一轮的司法改革.     

司法法治化的关键在于司法独立

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司法法治化 ,而司法法治化的关键在于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尽管在概念上表述各异 ,但作为法律原则却为世界各国宪法普遍确立。在我国贯彻司法独立 ,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 ,实现司法公正 ,保障公民权利 ,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改革现行司法制度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全面推进我国司法法治化的进程     

试论韩日司法能动性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同样的司法制度因实施者的态度不同,分为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同处东亚的韩国走向了司法能动主义,而日本却走向了司法克制主义。比较研究韩日两国的司法态度,可以看出我国应从司法克制主义走向司法能动主义。     

初论司法权威

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司法公正和高效的必要条件,是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司法权威的结构就是具有权威性的法律原则及规则、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场景、司法裁判等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司法权威对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司法制度设计上应对司法权成提供必要的保障。     

中国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发展

我国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已经历了25年的发展历程。在我国的未成年人审判机构逐步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探索出了圆桌审判、社会调查、暂缓判决等新的审判工作机制,基本上确立了以少年保护为主的理念。如何在总结地方法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是今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司法参与调解的模式研究

文章通过对正义和司法观念的反思可知,各国司法对调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参与,司法对调解的参与模式主要有法院进行调解、法院附设调解、法院指令调解和其他模式(如司法确认、程序监督等)四种模式。与各国制度相比较,我国目前的调解制度一方面将法院调解视为审判权而非诉讼指挥权的组成部分,不利于调解本身的优势发挥;另一方面,没有将司法与调解的衔接制度化、规范化,而是通过法院的试点工作来进行尝试,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司法公正保障机制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针对相对滞后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与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这一矛盾，必须建立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司法公正保障机制的建立根本在于司法改革，这种改革要求必须建立政治、体制、监督和主体的保障机制，以使司法权的运行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法治的需要。     

司法改革视域下的行政公正：问题、原因及解决路径

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主要是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行政公正则属于这个巨大工程中重要的一环。在目前的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不公正行为时有发生，这是多种缘由造成的。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下，实现行政公正的契机得以呈现。同时，实现行政公正目标是司法改革成效的凸显和司法功能得以彰显的体现。在司法改革视域下欲求实现行政公正可以遵从以下路径：延展行政不公正行为的有限界定，构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制度、积极主动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不公正行为涉诉的独立审判模式等。     

对影响司法公正因素的再探析

司法公正是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对观念、体制、主体和机制四个方面对我国司法公正的障碍性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 ,解决观念性障碍的关键是树立现代法治观念 ;解决体制性障碍的核心是结合我国的宪政体制、实现司法独立 ;解决主体性障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高素质法官队伍 ;解决机制性障碍的当务之急是改革不合理的程序制度 ,实现监督法治。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发达地区法院系统率先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引发了对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的广泛争议。刑事和解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一种刑事思潮,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功的制度化,成为刑事诉讼程序外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我国当前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在一些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融入刑事和解制度基本的"和解"和"恢复正义"的精神,有利于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不足,促进司法和谐。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后现代法学视野中的司法正义观

后现代法学在理论诉求与认知价值上迥异于现代法学,它对现代法学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实施了怀疑、解构,由此,现代法学追求的重要价值——司法正义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后现代法学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方式来界定正义,强调微观的、实践的、非本质主义的、多元性的正义。后现代主义提供的这一新视角,促使我们反思以往的正义观,启发我们给正义标准以现实的人文关怀,这对于我国司法正义的正确定位和有效生长是不无裨益的。     

司法权法治化建构的历史研究

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权和司法权的建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西方国家,其经历了一个根据法治原理要求司法权摆脱王权的束缚,确认司法权的宪政地位和作用,完善各具特色的司法独立制度的道路,这一道路也就是司法权的法治化建构。研究这一历史问题,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及其能够深化到何种程度,可能不无借鉴意义。     

完善法官制度之我见

当前我国进行司法制度改革 ,以求司法公正、效益。而司法工作的操作者—法官素质的高低 ,法官制度是否完善 ,直接决定着这一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本文就我国法官制度中的不完善之处提出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