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朱熹经学诠释与楚辞学革新

传统观点认为,朱熹楚辞学自觉扬弃了《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实现了楚辞学从汉学到宋学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楚辞》文学研究的新篇章.但是朱熹的楚辞学新成就,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是其楚辞学得以树立新阐释原则和方法的根本原因;其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的成熟则促成了楚辞文体学的发展,实现了楚辞学从经学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的关键转折.朱熹经学思想与楚辞学的内在联系说明,从朱熹经学诠释的角度研究《楚辞》文学发展,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朱熹楚辞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简论梁武帝与梁初经学的发展

梁初经学的发展与梁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梁武帝极高的经学素养和帝王身份成为推动经学发展的有利条件。为发展经学梁武帝采取了发展官、私学教育,重视提拔儒士,由上而下带动习经之风等政策措施。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梁初经学得以复兴并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学风开放,综汇多家;其次,治经方法上,由两汉训诂发展为义疏体,成为训诂学上的一大变迁;再次,礼学研究成绩突出。可以说,梁武帝对梁初经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简论汉唐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两汉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在经今文学派表现为名实关系的探讨，正名思想的阐发；在经古文学派体现在训诂体例和方法之中。唐代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则主要表现为“疏不破注”的解释学原则和训诂学学科观念的初步形成。     

戴震经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戴震的经学研究以先秦儒家的论述力驳朱熹的心性之学 ,肯定情和欲的合理性 ,力矫宋代理学与清前期的主流意识之谬 ,为推进当时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学术个性。     

朱陆经学之别

朱熹、陆九渊在治经学上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朱熹遍注群经,陆九渊则轻视经典;在易学之太极说、阴阳说方面,在《古文尚书》"十六字心传"方面,朱陆双方均存在着差异。朱陆经学之别,正是其理学思想各自不同的表现。     

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     

《说文解字》与许慎思想浅析

许慎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为了保存、宣扬、捍卫古文经学,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伟大意义。许慎在编纂其书时,由形到义说明汉字结构的原始真意,力求做到“信而有征”,充分反映了他文字观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他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立场。     

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

张舜徽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探索 ,是从推究“校雠”本义开始的。他强调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的相互联系 ,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为其共同目标。并循此思路 ,论述古代典籍产生与流传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和渊源流别。在晚年建构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时 ,他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具有前瞻性。他还身体力行 ,写下若干文献研究佳作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中国古文献学》献疑

北大教授孙钦善先生撰写的《中国古文献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文献学方面有一定的权威性。本书优点很多,无需赘述,但由于作者疏忽及书稿校勘不慎,本书也不免有一些瑕疵,如知识叙述前后不一致,引用原始文献抄录有误等。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刘师培小学的拓展研究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新旧交替,中西交融,作为国学大师之一的刘师培,其小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刘师培在继承乾嘉朴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西方之理论,在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研究而外,将小学研究的触角,深入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在为民族民主革命制造舆论、勾勒远古社会风貌、反映社会历史进程、树立传统批判意识等方面独树一帜,影响甚巨。刘师培的小学研究不但提升了传统小学的研究价值,而且也为现代语言学的构建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看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伟大意义——为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而作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使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本文以一百年来中外学者对甲骨文的集、发掘、著录、研究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的事实为依据,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论述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对古文字学和汉语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肯定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巨大贡献。     

"采"与文言小说

"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文言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在方式上是相通的,故"采"对于文言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文言小说创作实际状况,发现文言小说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文言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文言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以上方面,决定了文言小说内容上的"博"、"杂",在结构上的"小"及作家非正统心态三个本质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