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本专栏这次向读者推介的两篇文章 ,其视角截然有别 ,但却都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作者金学主先生是韩国的汉城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文学研究泰斗。本文所述 ,是其长期研究中国文学的心得。他认为 ,直到宋代为止 ,中国文学都是十分辉煌的 ;但从元代开始 ,中国文学就不如前代了。他的这一观点———尤其是对元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评价———大概会遭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 ;因为这与很多中国学者所持的看法颇相歧异。但他的大作至少有三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而且这种思考会导致我们…     

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

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     

合法性研究中的问题、方法及其在经验事实中的展开——以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为例

合法性研究的核心可归结为:合法性如何从规范(信念)转化为事实的问题。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考察在有关君权合法性的信念基础上,如何构建君权合法性的事实。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解"的方法和拟剧理论,发现古代中国君权合法性背后的信念基础,是一种圣王型合法性信念模式,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理想统治者(好皇帝)的一种"集体想象"。君权合法性由观念变成现实,既是通过统治者的合法化行动直接实现的,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这种信念基础上互动的产物。     

贾宝玉的死亡态度及死亡体验

贾宝玉生活于温柔富贵之家,他锦衣玉食,饮甘厌肥,轻裘肥马,妖童美婢,但却遇到了无法排遣的烦恼和痛苦。这种烦恼和痛苦表现为生存的烦恼和面对死亡的无奈与痛苦。他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为情而死,为爱而死,他认为这才是死得其所。他的这种态度是对儒家死亡观的否定与超越。在大观园,他经历了深刻的死亡体验,真正领会了处于末世的封建大家族笼罩的死亡气息。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美国华文文学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的存在事实,使它客观上与生俱来地具有了一种双重“他者”的身份: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学(英语文学)和东方母国(中国)的中国文学来说,它都是“他者”,这种“他者”性存在最终决定了它的“他者”立场和“他者”视角。而存在于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身份”焦虑,在经历了从本质主义的追寻到重建新的“身份”的变化之后,得以消解。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标准”

在当今国际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学承担着走向世界的使命。然而,德国汉学家顾彬近几年却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很多批判。他依据“世界文学的标准”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不属于世界文学。他的批判引起了中国作家和学者们的讨论,这是值得中国文学进行反思的。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是必然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庄子与中国启蒙文学源流

庄子哲学看起来拒斤情欲，但拒斥情欲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然性情，使其不至痛苦受。正是维护人的自然生命这一点，便得庄子自身虽未成为启蒙哲学，却引发了后世启蒙主义文学的流脉。魏晋启蒙文学正是庄学的发扬光大，可借终究为庄子所牵制。唐宋百年间的李白、苏轼虽然纵情所至、蔚为高蜂，但却又为儒学所限。惟有社会条件俱备后的明代作家，才真正改造、充实了庄子，造就了璀璨的中国启蒙文学。     

京房之学与京房之死

从京房之死与京房之学的关系看，汉代京房易学这类学术确有通过神权强化先秦儒家所讲的。道”的权威以约束君权的意义。先秦儒家学术与汉代京房这类学术同样将“道”置于君权之上，同样与君权有矛盾的一面，但两者的历史命运却又不同。这表明汉人这类学术的衰落是有其自身内在原因的。     

原型的置换变形：《巴黎圣母院》

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认为所有的文学中都存在着神话原型,文学是对原型的模仿。原型往往是用来作为经典性实现的手段。《巴黎圣母院》中一系列原型的重现,使作品显示了凝聚精致的经典性力量。作者凭藉对原型进行智慧的置换变形,极浪漫而又极本质地展现了人类于缺憾却权威的命运下生存而不得不承受的无奈与痛苦。     

我国大陆新时期卡夫卡研究综述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对卡夫卡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仅翻译了卡夫卡的大量作品,而且在其创作、审美、思维方武、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对新时期作家的影响和比较研究几个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从“圣之时者”看孟子的人生志趣

"圣之时者"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这一概念既是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的体现,也是孟子对战国时代两种重要价值观念"圣人"与"时"的发展与提炼。孟子崇拜孔子,终其一生追随孔子精神,孔子自然是他心目中最完美、最伟大的与时俱进的圣人。同时,"圣之时者"也是孟子对自身际遇的一种反思与感悟,是他一直渴望却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成为与时俱进的圣人是孟子的理想人生;固守信念,执着理想,以一身"浩然之气"行走于用兵争强、以功利相高的战国乱世却是孟子的现实人生。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志趣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亡国情势·箕子情结·挚友情谊——金泽荣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缘由考析

金泽荣流亡中国期间于1912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考析此举缘由在于:韩国1910年的亡国情势将金泽荣逼入无国籍可隶的困境;金泽荣内心的箕子情结因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而外化;与张謇的挚友情谊使中国的形象鲜活生动,箕子情结得以激发。金泽荣此举是他在面临中、韩两国特殊时期、特殊情势下的一种特殊行为,它见证了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在近代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见证了一位韩国知识分子以文章报国的独特的人生轨迹。     

"朝秦暮楚"的一生壮鲠繁富的书檄——论陈琳的秘书职业和他的公文写作

“建安七子”之一陈琳,一生“四易其主”,虽遭后人非议其“朝秦暮楚”,却因为有不凡的写作才能和政治谋略而深受重用,成为杰出的秘书。他的公文,风格“壮鲠”,具有强大的气势;造语“繁富”,铺排夸饰,运用对比烘托的手法,骈化趋势明显;带有幕僚侍从色彩,写作是为主人所在的集团服务。其公文写得颇具特色,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始于1988年,迄今为止,其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著名翻译家葛浩文、陈安娜、藤井省三、吉田富夫、尚德兰、诺埃·杜特莱等对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莫言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海外影响力,究其原因,得益于莫言小说创作中的世界因素,他将中国传统写实和外国魔幻主义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艺术地展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复杂内涵,其标志性的莫氏风格成为广大海外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特有的民族性与真实性的融合,使其成为海外读者透视中国人心灵的一把钥匙;独特的语言魅力以及小说被改编成多部知名电影后引发的再阅读,也为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疑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影响与地位。     

论庄子的自然观与其"三言"表达方式的统一

庄子的万物齐一、因任自然的自然观,决定了《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寓言”,“借外论之”,借寓言以论“道”;“重言”,借重“往古佐证”以申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学说;“卮言”则为“无言之言”,是庄子表达“道”的“言”之最高境界。庄子的自然观与“三言”的表达方式的高度统一,正是庄子“以天合天”思想的具体体现。     

关于晁衡的汉诗

摘要： 晁衡在华的神奇经历和他的汉诗及和歌创作都是值得记述的。他的一首著名和歌的两种中译,竟然被人误作他的“汉诗”。江户时代日本有人污蔑他“叛国”,也有人为他驳诬,如今中日两国人民都深情纪念他。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现代危机下的原始拯救——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对莫言小说的影响

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立足本土写作的杰出代表,在吸纳了多方资源后他寻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道路。对人类困境与危机的呈现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学实践,探索对危机的拯救方式亦是他不断努力的文学尝试。当我们分析莫言所铺就的拯救之路时,能发现世界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精神遥相呼应。尤其是他在小说中构建以人的动物性回归为表象的文学世界,是对西方现代主义非理性主张的呼应;对动物性的文学表现,是其拯救现代危机的有力途径。     

晏子的廉政思想对当前加强廉政建设的启示

晏子是春秋末期齐国著名的宰相,有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劝谏景公戒奢华,强调"节欲则民富",体现了晏子推崇廉政的治国理念;节衣缩食、率先垂范,拒收贿赂与恩赐,展示了晏子高尚的个人品德和坚持廉政的崇高风范;忠于国君,体恤百姓,体现了晏子忧国忧民的人生情怀和推崇廉政的高尚境界。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当前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