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审判的价值追求

我国刑事审判的价值追求应是，一要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二要打击和惩罚犯罪，三要实现罪刑均衡，四要教育感化犯罪人。这样就会更高层次地提高我国刑事法治的整体水平，影响刑事司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协调一致，并最终促进当代社会最为关注的目标——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是追求功利和公正。功利价值强调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公正价值主张对个人权利的保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大犯罪难题,其社会危害性大、犯罪严重化,已危及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此,我国现阶段必须坚持"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然而,"从严"打击必须以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准确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做到不左不右,保障无辜的人不受侵害。以期实现严惩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双赢。     

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是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暴力和恐吓的手段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以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治等目标的犯罪。我国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呈现出以预防为导向的立法趋势,对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惩治具有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从严从重处罚的特征。借鉴域外的相关刑事立法经验,我国应理性把握刑法前置化标准,建构严密的刑事法网体系,坚持混合式立法模式,强化国内法与国际公约关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内容的衔接。     

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城市“底层人”以报复社会的方式制造恶性事件呈多发态势,表明城市“底层人”犯罪已经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导致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生活艰辛而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可能使他们感到绝望与无助;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使他们感到失落,进而产生心理失衡;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现象突出,可能激发了少数人犯罪的冲动。当前,着眼于宏观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发挥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功能,而针对城市“底层人”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尚处于空白。在社会政策方面,城市“底层人”中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遗忘的人”,城市“底层人”进入了脱贫攻坚的“盲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名言启示我们,要遏制城市“底层人”犯罪,除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实现正义之外,还要构建针对城市“底层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变社会失序的状况,改变阶层固化的趋势。     

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

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对犯罪问题采取行动的反应系统,是探求犯罪治理的科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为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推进刑事政策模式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国家与民间社会成为共同的犯罪治理参与主体并形成国家"专治"领域与"共治"领域的场域分工,刑事政策目标定位模式应深化为"消除犯罪根源的社会治理",刑事政策中权力配置模式应依托于"刑事司法模式",刑事政策中的行动展开模式应提倡"日常式犯罪治理"。     

论轻罪刑事政策的个罪适用问题——以收买被拐卖儿童罪为视角

轻罪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行为人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在使犯罪行为人顺利回归社会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当下我国正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轻罪刑事政策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到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该罪的轻罪性质决定其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运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方式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区分对待,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审查逮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一些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尽可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贯彻宽缓刑事政策,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宽严有度,以法律为依据,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意义——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演变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遏制快速增长的犯罪率,我国提出了"严打"刑事政策,不仅未取得明显效果,反而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其实质就是对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情况区别对待,既要做到有力打击,震慑犯罪;又要做到宽严相济,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及其预防

近些年来,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这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原因。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主体基本上是社会弱势群体,犯罪动机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犯罪手段比较传统,犯罪地点以公共场所为主。社会支持不足是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传统的社会控制型刑事政策存在明显缺陷,我们应当在坚持传统刑事政策的基础上确立和推行社会支持型刑事政策,使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刑事政策朝着二元化方向发展。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针对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产生原因,我们应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努力消除阶层歧视、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以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发生。     

试论被害人在打击、预防犯罪中作用的发挥

被害人在刑事犯罪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对于正确运用刑法、刑事诉讼法有效地预防犯罪、惩罚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跨境经济犯罪的原因及其控制策略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呈不断深化和加强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直接结果便是使竞争日趋激烈化。为了在竞争中能处于优势地位,不法手段乃至犯罪手段势必随之产生,跨境犯罪即是其表现之一。在跨境犯罪中,尤以经济犯罪最为常见且最为严峻,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文章通过对跨境经济犯罪原因的分析,探求控制跨境经济犯罪的有效策略。     

未成年刑事犯罪人适用罚金刑的再探究

罚金刑对于一些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刑事犯罪人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而对于特殊的犯罪主体——未成年人，由于罚金刑的自身特点及在适用时并不违背刑法和刑罚的基本原则，也可以适用。在适用时除了遵循刑罚的公平、正义、平等的原则外。还应遵循刑罚必然性和刑罚适度性原则。     

社区矫正研究中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之间的必要张力

在监外执行犯的社区矫正实践中,价值介入是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重要价值出发点。同时,如何在客观立场上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又需要从价值中立,即客观公正立场去开展工作。本文运用迪尔凯姆社会研究方法理论,探讨了在社会公正立场与改造罪犯之间如何保持价值取向的理论问题。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及定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从内涵上看,它包括宽严并用、区别对待、宽严审势三方面内容;从定位上看,它是基本的刑事政策,既是刑事立法政策也是刑事司法政策,还是应然的刑事政策。     

风险刑法理论下抽象危险犯的合理规制

伴随风险社会理论的产生,在刑法学界提出了风险刑法理论,以预防风险为目的的处罚的早期化是显著特征。而在风险刑法理论背景下,又出现了扩大抽象危险犯的主张。尽管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有一种理论上的支撑关系,但实际上各自有其独立的社会基础,只是这种独立的社会基础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性。因此,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刑法应当以谦抑为精神,其保障法的地位不能动摇。当然,不能否认社会危险的增多,但又不能以此为借口盲目扩大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应该持理性而冷静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从刑法保障人的利益的视角考虑,尽量借鉴该理论与国情符合的方面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适时地、合理地肯定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中的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并进行合理规制。     

我国现行减刑适用对象探析

减刑作为在刑罚执行中一种有条件的减轻罪犯刑罚的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中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加速罪犯改造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减刑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会使一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害性大的罪犯通过伪装的良好表现获得减刑,提前重获自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使得减刑在鼓励罪犯改造的功能方面将大打折扣。文章试图通过论述修改现行刑法有关减刑适用对象来克服减刑的弊端。     

论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对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思考

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刑法学与侵权法学发展的结果;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保护,仅从公法的角度对犯罪人进行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应赋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应建立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侦查方法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可以采取七种方法进行打击,即:露头就打,坚持高压态势;建立档案,加强信息交流;注重谋略,有效打击犯罪;固定证据,形成牢固锁链;异地用警、异地关押;多警种配合、协同作战;经济处罚,防止卷土重来。     

关于自首认定中“隐瞒犯罪记录”问题的思考

自首认定中犯罪人没有供述先前犯罪记录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成为一个司法实践中的争议话题,导致此种争议的根源在于:要么是过度坚持"真诚悔过"的标准,要么是过于扩张解释"主要犯罪事实"的范围。"犯罪记录"和"前科"、"累犯"是两个层次的概念,"犯罪记录"不属于后罪的"主要犯罪事实"的范畴,对于"犯罪记录"的隐瞒不影响自首的认定。但是,如果犯罪记录异化为"主要犯罪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则不在此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