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概念分析——读弗里德曼《法律制度》、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衍生的法哲学思辨

本文作者在借鉴弗里德曼、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法律制度界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定义。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从法哲学视角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法律思想史上的表现即是分析实证法学对自然法学的批判否定。分析实证法学的贡献在于廓清了规范、事实、价值三大论域,使法律从与道德的混同中分离,有利于法学的发展和法律的改革。但是,无论是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理论还是以布莱克为代表的纯粹法社会学都无法回避对法律的价值评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描述与评价时常是缠结在一起的。新分析法学代表哈特的"最低限度自然法内容",尤其是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学已经表明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崩溃。笔者采取了从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研究方法,从法哲学视角阐释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理论上的局限。     

预约定价应税事实确认制度的法理探析——基于理性商谈理论的考察

预约定价安排并非逸出税收法定主义框架范围之外的异化物，但其对法的安定性构成的挑战亦非杞人忧天。与已然“应税事实”的认定或者推定不同，预约定价安排确切地说是对尚未完结的未然“应税事态”进行预设和制约的协定。但是，由于在中国的法学文献中，作为事实关系的应税法律已然事态一般不加区别地被视同为应税法律事实，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广义的“事实”概念，因此，将预约定价税制作为应税事实认定制度也未尝不可。从哈贝马斯的理性商谈理论来看，基于预约定价安排的事实认定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认知结果，属于“合意论”或者说“共识论”。预约定价安排确定的法律事实其实是建构的制度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空间特性决定了其需要从自身独特的经济条件和市场环境出发探索创新预约定价实操方法。     

事实与使真——一种关于必要性的分析

真理符合论的构建是否需要事实概念在国内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议。通过对事实概念的本质、事实的个体化问题及否定事实问题进行探讨后,可以发现承认事实概念对于真理符合论的构建来讲是必要的：事实概念能有效保障符合关系双方的相关性,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提及事实概念的符合论,在本体论上仍承认了事实作为实体存在的所有先决条件;事实的个体化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事实之所以连成一片源于世界本身的形态,而非该概念本身的缺陷;“否定事实”问题的实质是“真值承担者在生成上的主观意向性”与“使真者的客观限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此非事实概念之“原罪”;事实是对世界的提取而非构建,因而完全可以为“真”提供客观性保障。     

事实探知:当事人对论构造的法理分析--以裁判形成过程中当事人程序权的保障机制为中心

本文以当事人对论构造及其保障作为基点,探讨民事诉讼中事实探知的一般法理。文章认为,当事人对论表现为“对抗性”与“协同性”两层构造关系。当事人对论的“对抗性”是事实探知的基本构造形态,透过双方具有“竞争”性的对论,从正反两方面积聚诉讼资料;对论的“协同性”是对“对抗性”的补充和完善,以此构成事实探知的理想状态。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当事人水平方向的作用关系对于发现案件真实的重要意性,进而探讨当事人对论的程序保障之一般法理。     

“剖析论”与“关联论”的本体阐释

笔者基于翻译的“符号转换”和“意义再生”的“跨文化交际”性质，从认知与交际的功能视角出发，对比分析了以语言文字“心理剖析”先明行文“心理事实”的“剖析论”与以“语用推理”确定行文“最佳关联”的“关联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阐发上的殊途同归。论证了行文“心理事实”的“剖析”结果与“最佳关联”的“推理”结果，都是语言符号转换的“依据”和意义再生的“本源”，旨在揭示“剖析论”高屋建瓴，“关联论”条分缕析，所遵循的都是以原文意义“再生”为取向的“忠实”原则。“剖析论”与“关联论”一样，对指导翻译和翻译研究与批评具有潜在的解释力。     

论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以荀子的“礼”、“法”观念为中心

［摘要］荀子强调人性本恶，因而既“隆礼”也“重法”，其“礼”、“法”观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制度属性与丰富的制度伦理蕴涵。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中的“明分使群”、“明刑弼教”的伦理本质与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功能，以及相应的制度评价体系的建构，是其制度伦理精神的基本体现；而“圣人制礼”和“礼三本”论则为荀子论证礼法制度存在与运行之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事实”在诉讼制度中的作用

客观真实论在方法论上有四个误区重实体、轻程序;超人化的认识论;角色错位;混淆事实与证据.在民事和刑事诉讼制度中直接起作用的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而是认论事实基础之上的法律事实.不能正确理解认识论在诉讼制度中的作用是导致误解的重要原因.     

韩愈的唯物主义思想不容忽视

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大多把韩愈说成是天命论者。“四人邦”横行时,有人按照“儒法斗爭”的框子,更对韩的天命论大加(?)染,大讲韩愈与柳宗元的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斗爭。事实真的如此吗?从韩愈有关文章看,我们觉得,不但“韩柳之爭”纯属歪曲,就是对韩愈的某些唯心主义观点也须作更中肯的分析和评价,何况在韩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不少唯物主义成分,这也是不容忽视和抹煞的。     

毛泽东“指头论”源流考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毛泽东便频繁运用“指头论”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大根本战略性问题——“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成败得失进行总体性判断和评价。通过对毛泽东“指头论”思想源流的详细考证,认为毛泽东在用“指头论”评价“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问题时,价值判断先于事实判断,在“两点论”的理解和运用上是有缺陷的。     

言语行为与制度的生成

依照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以言行事哲学的分析理路,本文初步探讨了人的言语行为与制度生成的内在关系。第1节简要介绍了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视角研究人类社会制度现象的一般意义。第2节则讨论了以言创生制度的基本哲学思路。第3节对以言创生制度的施事话语的形式条件进行了一些讨论。最后,第4节则探讨了以言创生制度事实和制度规则的道德基础问题。     

论原初事实与制度性事实

＂事实＂是一个重要的框架性概念。凡能够使得某陈述为真的任何东西都是事实。对事实的表达离不开陈述,但事实并不是陈述;事实也不是事物自身。原初事实是独立于人类制度而存在的事实;制度性事实的核心要素是集体意向性。集体意向性并不能为其所指向的对象增添任何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特征,它唯一增添的是地位功能,而这种地位功能又必须要有原初事实作为其载体。虽然任何事实都是客观的,但原初事实与制度性事实的客观性却有所不同。     

西方制度权威基础理论评析

制度权威问题是西方当代理论界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其原因在于,对制度权威问题的探讨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新制度主义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潮流。同时,人们从诸多不同视角对制度权威问题的探讨又为当代西方制度权威理论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对西方制度权威基础理论进行分析,有助于合理地理解西方制度权威理论,推进对制度权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发展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键和最难解决的问题,近几年,威廉姆森、诺思等人开始探索交易成本内生的基础,使得这一困扰逐步得到解决。新的理论认为,制度的选择和演化实际上是一个认知分工和协调问题,这种基于知识、学习和信念的理论给制度研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制度变迁、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与政府作用

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西部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但西部民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制度安排的本身不合理性、制度安排的社会不适应性等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瓶颈。本文在综述制度变迁与政府作用的理论基础上,肯定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提出政府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变迁、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应注意政府失灵、民族地区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在新的制度安排中树立制度和谐理念,最后提出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协调利益关系、积极承担制度成本、采取灵活的制度变迁方式和凝聚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     

一致性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由政治家主导的,这一制度变迁的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新的一致性意识形态来说明。事实上,如果没有新的一致性意识形态,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制度成本的研究缘起、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交易成本作为一个基础性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但随着新制度政治学、新制度社会学的兴起,源自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中显见其局限性,而制度成本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制度成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是指投入在制度各个环节中的相关资源。在一个完整的制度周期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由此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形成成本、制度执行成本、制度监督成本、制度变迁成本。各阶段的制度成本彼此之间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制度成本的高低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不仅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的影响,而且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博弈、非正式制度等同样是影响制度成本的重要因素。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政府推动制度变迁

本文剖析了资源紧缺与资源低价、低效利用并存的现象,指出这是人为扭曲资源价格造成的。其形式是政府价格管制,实质是公共领域的租值耗散。通过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分类,阐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制度安排引致的,而制度变迁的长期性正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此提出政府推动制度强制性变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     

观念、制度与经济绩效——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理论价值

中国和印度的制度创新带来了经济上的加速度增长,验证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制度安排的变迁导致经济绩效的变化。但是,两国制度安排上的变化是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两国的制度结构又是如此不同,因而对传统的制度理论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两国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因此,要成功地解释决定历史基本走向的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政治学研究应该在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政治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吸纳政治哲学的思想观念。     

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变化与中小金融机构成长——温州案例分析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变迁及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受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我国既有的金融深化尚主要停留于量的成长方面,而未进入到质的发展方面.为实现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尊重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允许金融制度安排的多样化,并积极推进内生性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