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取证对策研究

经济犯罪在我国已经呈现高发态势多年,但一直难以有效的遏制其发展,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经济犯罪发现难和取讧难,而取证难又是打击经济犯罪中的难中之难。经济犯罪因其具有发案的延迟性、证据的特殊性,在侦查时取证的及时性要求高于一般的刑事案件。然而,由于经侦队伍素质不高、经济犯罪伴随大量的官员腐败、普通群众配合取证消极、犯罪证据易变、犯罪行为空间跨度大、证据转化较难等原因,严重妨碍经济犯罪侦查的及时取证。加强经侦队伍建设、掌握经济犯罪规律、采用一般与特殊手段相结合的侦查方法、加强与金融等部门的协作是解决经济犯罪侦查取证难的有效途径。     

职务经济犯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职务经济犯罪是指职务人员因贪财图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犯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经济利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廉洁政治关系,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总称,具有犯罪性质的双重性、犯罪行为的渎职性、犯罪主体身分的特殊性和犯罪主观罪过的图利性     

技术侦查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冲突与衡平

技术侦查所具有的隐蔽性、强制性、侵犯性等特殊性,使得技术侦查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大大增强调查取证能力的同时,也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发生严重冲突。因此,在技术侦查的使用中合理衡平其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冲突,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公安专科院校经济犯罪侦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突出和注重实践性教学，是公安专科院校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形成自己办学特色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公安专科院校经济犯罪侦查专业人才特点和培养目标分析，探讨目前经济犯罪侦查专业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强化经济犯罪侦查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     

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

当前,贿赂犯罪在整个职务犯罪案件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尤以窝串案的影响最为恶劣和深远。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贿赂犯罪窝串案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态势,对当前侦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技术侦查条文的增加,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法治化趋势得到进一步充分肯定。为了有力打击新形势下的贿赂犯罪窝串案,恪守犯罪惩治与人权保障平衡的主线,又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增强技术侦查的可控性,使其得以正当而有效地运用。     

论人权保障视野下技术侦查制度的完善

技术侦查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两个重要内容。由于技术侦查所具有的技术性、秘密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如果对其运用不当则极易对当事人人权造成侵害。文章在分析我国技术侦查措施实施中人权保障不力的原因基础上,分别从法律法规、执法理念、侦查技术、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等方面提出规范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建议,从而在技术侦查程序...     

基于语言学的侦查讯问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我国侦查讯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言作为侦查讯问直接工具,存在着过度强制性、侦讯之间交流沟通地位异化、问话语言偏向、有罪预设等弊病。侦查人员应当奉行会话沟通的讯问理念,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主体地位,平衡侦讯双方话语权,促进侦查讯问中的会话合作,贯彻"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以提升侦查讯问的效能。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职务犯罪侦查在侦查主体、侦查对象、侦查手段、侦查措施等方面具有与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不同的特征 ,而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忽视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 .为加大反腐败查办大要案件的力度 ,就必须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特殊性的研究。     

大数据侦查的风险防控与"意识"匡正

在大数据侦查中,现有以数据为中心的侦查理念,极易产生数据独裁、算法偏见和技治主义的错误倾向,造成对侦查理念的背离.对大数据侦查风险进行规制的实质在于对技术风险的防控,规制的对象为算法与侦查理念,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应当采取理念匡正与程序规范的双重路径.在侦查理念方面,应当秉承侦查公开和权利保障的正义理念,谨防"大数据极权"的错误逻辑,以数据背后正确的价值理念作为侦查思维确立的指导.程序规范方面,在对算法进行规制的同时主张在当下国家大数据和商业大数据二元信息收集主体的框架下,进一步引入"侦监"这一信息监控主体,形成"蝎型"信息监控与预测性犯罪防控模式.通过对大数据侦查监控模式的正当程序控制以匡正侦查理念,确保大数据侦查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进行.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秘密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刑事犯罪活动日趋智能化、复杂化的今天。西方国家刑事立法中均对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以确保秘密侦查措施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涉及到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问题,这也给秘密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混乱。因此,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明确其运用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必然要求。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双重主义视野下我国军事刑法的独立必要性研究

军事刑法属于特别刑法,其与普通刑法的界限长期以来有军事犯主义、军人犯主义、并重主义和双重主义之争。立足于我国的军事法传统、宪法体制和刑法机能发挥的需要,我国宜采取双重主义的立场,将军事犯罪限制在军人实施的违背军事职责、侵犯军事利益的犯罪范围内。目前,我国军事刑法是与普通刑法合编在一部统一刑法典之中。然而,这种合编模式既不利于厘清军事刑法与普通刑法的关系,也不利于军事法益的保障和军人权益的保护,忽视了军事活动的极端特殊性对军事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影响。未来我国如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体系,应当以独立化的模式构建双重主义限制下的军事刑法典。     

结构功能:黑社会犯罪与我国刑法配置分析

黑社会犯罪是一种以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动因的特殊集团犯罪,它以犯罪动因为核心,构筑了犯罪动因、犯罪行为、犯罪安全保护三层级的犯罪结构模式。因此,要控制这种危害性极大的社会犯罪,就必须构筑起以抑制犯罪动因为核心的刑法结构功能体系。我国刑事立法已按照社会控制与犯罪对应的要求,建构了自己的结构体系而与黑社会犯罪形成了刺激与反应的互动关系,但这个结构体系尚存在着不完善之处,因此有必要对这个结构体系进行整合。     

高校贪腐的刑法应对

目前高校贪腐成为高官贪腐之外人们关注的另一焦点,腐败行为从官场蔓延至高校。如何规制高校贪腐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高校贪腐既有贪腐犯罪既有的特征,也有高校贪腐自身的特点;从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着手,分析其构成要件特征及现行司法解释,展开论述贪污贿赂犯罪目前存在的司法实践问题以及对于打击高校贪腐的作用及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提出打击高校贪腐的应对之道。鉴于高校贪腐行为的行业特殊性,在注重刑罚惩罚和预防的同时,应当强化对高校贪腐行为的制度约束和道德教化,此种路径可能更为可行和有效。     

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制裁思路——对当前20个样本案例的考察

考察目前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20个样本案例可知,该类案件呈现出明显的犯罪手段网络化,司法规制范围模糊化与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特点。为此,应尽快制定司法解释,科学界定本罪意涵,匡正刑法规制范围,改善打击着力点,统一裁判尺度。对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司法处理,应坚持严格控制与妥善处理并重的司法理念,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基本违法事实审查判断行政去魅的基本立场。具体的制裁思路是：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犯罪化的定性,应围绕本罪保护目的展开,重点惩治"有效宣扬"行为;定量限制应贯彻比例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适用缓刑的实质判断关键在于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量,除个别情形外,原则上以适用缓刑为主;手机、电脑等网络信息工具有多种用途,原则上不予没收。虽然恐怖主义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固然要突出其预防性打击的特点,但也要恪守刑法惩治犯罪的法治底线,使处罚范围和力度符合公众预期,切忌"过度反应"。     

罚金刑功能论

在对刑罚的功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罚金刑的功能是:惩罚,对犯罪人的惩戒和谴责;剥夺,对犯罪人的金钱的刑事剥夺;威慑,对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的慑止;鉴别,帮助认识罪与非罪的界限,提高法制观念;安抚,满足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平息犯罪造成的激愤情绪,慰藉精神创伤;鼓励,强化和促进守法者守法和鼓励跟犯罪做斗争;感化,消除犯罪人的敌对情绪,使其成为有利于社会的人;补偿,补偿犯罪造成的损失与损害,恢复或重申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秩序与价值观念。     

如何在著作权刑法保护中适用资格刑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著作权经济价值不断增加，而侵犯著作权的犯罪所造成的危害也日益严重，加强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著作权保护的立法趋势。资格刑通过剥夺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的资格和能力，最终达到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独特功能。在单位犯罪、高技术犯罪日益突出的今天，引进并适用著作权刑法保护中的资格刑，主要是限制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单位或直接责任人员，防止其利用从业条件再实施同类犯罪。     

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有关著作权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需要在刑事政策上对著作权刑事保护作理性的定位,在立法技术上提高其可操作性,兼顾著作权刑事立法现代化与刑法总体特点的要求,并对著作权犯罪刑事诉讼制度的设置和其他因素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     

海峡两岸跨境经济犯罪防治问题研究

当前很有必要深化对海峡两岸间跨境经济犯罪之惩治与防范的研究。跨越海峡两岸的经济犯罪与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境内经济犯罪有着不同的表现,而海峡两岸刑事法学界对此的概括和分析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对海峡两岸司法机关开展相关的刑事司法合作有一定的影响。海峡两岸司法机关可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刑事诉讼阶段展开合作,但需要特别注意妥当处理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以利于对海峡两岸跨境经济犯罪的有效防治。大陆地区需要立足于自身情况,结合海峡两岸跨境犯罪的具体特点,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     

目的犯立法研究

目的犯是以特定的犯罪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一种犯罪形态,特定的犯罪目的是主观的超过要素。中国刑法分则中存在规定目的犯的多种形式,目的犯中的目的在本质上是特定的犯罪目的,它与直接故意之内的目的是不同的。目的犯的构成要件是一种主客观不一致的构成要件。研究目的犯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犯罪,更有助于反观中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使其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