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主体非语言的运用

侦查讯问中,讯问语言技巧是审讯主体成功突破犯罪嫌疑人、获取相关口供的一块法宝。近年来,非语言在侦查讯问实践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受到审讯主体的重视。合理地运用手势、表情、体态、空间位置等非语言来辅助讯问语言,有助于侦查人员研究、引导、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提高讯问效果,最大限度地达到为讯问服务的目的。     

从侦查讯问的功能看讯问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 ,尽管侦查讯问制度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讯问过程的公正性与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保障 ,但是 ,侦查讯问制度的建构却并没有完全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便利。本文拟通过对侦查讯问的功能分析 ,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探析

如何更好地保障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积极转变侦查观念，提高侦查讯问人员素质。要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沉默权、知情权、申请辩护律师在场权等一系列权利，完善侦查讯问的相应制度。     

论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尽管侦查讯问制度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讯问过程的公正性与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保障,但是,侦查讯问制度的建构却并没有完全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便利。虽然人们已经从过去司法实践中认识到了刑讯逼供、诱供的不科学及其带来的严重危害,但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翻新手法而后被禁止的刑讯逼供、诱供模式,仍不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出现并影响着正常的讯问活动。要彻底根除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不科学的讯问方法,除了法律上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更科学的制度来满足讯问实践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对侦查讯问的功能分析,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讯问录音录像与非法证据排除:一个实证的考察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从立法角度,讯问录音录像都极为重要。实证考察发现,仅有较小比例的案件,其讯问录音录像在非法口供证明中被片断式播放,对裁判结果影响极小。由于侦查机关采取"选择性的证据形成机制",并被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所认可,这大大削弱了讯问录音录像本应发挥的技术性优势。要加强讯问录音录像在抑制非法取证中的作用,必须首先清晰界定"全程性讯问"(讯问)的概念,以期覆盖"非正式讯问"阶段。此外,还应从延伸覆盖时间范围,拓宽录制案件范围和增强制作主体中立性入手,改革完善讯问录音录像的储存、移送、调取和使用制度。     

现场讯问:紧急情况下的侦查权衡

不同于常规侦查讯问对空间和时间的制度化配置,现场讯问是紧急情况下在犯罪现场或抓捕现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在制度建构上可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后果权衡。现场讯问的制度功能在于紧急获取案件关键事实、证据信息,抑制递进的严重社会危害,防止核心信息灭失和重大损害后果无法挽回的侦查困境。刑事司法的时间和空间意蕴表明现场讯问只是侦查讯问的"紧急"例外,是一种特殊的时间行为和空间行为。摈弃法律形式主义狭隘的抽象语词逻辑,现场讯问具有经验理性上的"必要之法"的制度功能。但侦查实践中必须谨慎斟酌现场讯问制度的用途与滥用。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运行的反思与出路

我国的侦查讯问由于在立法理念及价值取向上过于重视惩罚犯罪和追求实体公正,对侦查讯问程序本身价值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关注不够,现行侦查讯问程序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文章将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入手,反思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据此提出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四点建议。     

侦查讯问中供述率的比较研究:误区、方法与技术

许多学者认为当前我国警察取证过程中仍过度依赖犯罪嫌疑人供述,其重要例证是我国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将我国学者有关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实证成果与英美国家相关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我国现有研究在实证方法的具体运用上尚存在许多方向性和技术性误区。供述率统计数据来源过于单一、"供述率"或"认罪率"概念的操作化定义不明、"初次讯问"界定不准、分析单位选择不当等,直接影响了侦查讯问供述率实证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     

构建刑事侦查讯问制度的几点设想

侦查讯问是指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它是一项法定的侦查行为,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是一种经常性的调查手段。对其制度的构建,对完善司法制度、规范侦查行为、刑事案件侦破、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受贿案中犯罪嫌疑人的应讯心理、行为分析及讯问策略

侦讯人员在讯问受贿犯罪嫌疑人时,除了要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一般心理活动、心理过程及行为表现外,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其蕴含和展现出的个性心理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并据此制定出针对性强、切实有效的讯问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受贿罪行.     

人权保障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刑事讯问制度改革

刑事讯问是人权保障最敏感最直接的展现平台之一。科学有效、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侦查讯问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刑事讯问制度改革,一方面,应当对刑事讯问人权保障的焦点———“沉默权”相关问题重新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另一方面,需要在立法精神和立法思想方面突出体现四个基本原则:侦辩平衡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坦白得利原则;强迫供述证据留存原则。     

我国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

目前,伴随着律师辩护由实体向程序、由审判向审前介入的转变,律师在侦查讯问中在场制度的建立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课题。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充分赋予了律师的辩护权,不但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能够弥补侦查讯问中存在的不足。     

沉默权与侦查讯问

刑事诉讼担负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职能 ,其平衡选择也是艰难的。要有效打击犯罪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要充分保障人权 ,不可避免地会使打击犯罪职能削弱。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虽然警察讯问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但因讯问本身对于查明案情所具有的利益 ,最终不能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有效的手段。从国外的实践来看 ,讯问犯罪嫌疑人仍然具有可行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说是对侦查讯问提出了挑战 ,为侦查制度与实务的进一步规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通过实体法上的制度变革来影响侦查讯问程序的进行——以对职务犯罪“自首”的司法解释之分析与批判为切入点

在侦查讯问程序中,激励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也许比防止警察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更为重要。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是自愿供述激励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但我国的司法解释对自首,特别是职务犯罪的自首进行了相当严格的限制性解释,这不利于鼓励职务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地供述罪行,加剧了侦查讯问的对抗色彩。     

论侦查讯问人员应具备的政治素质

坚实的政治素质是侦查讯问人员应具备的首要素质。侦查讯问人员应做到对党忠诚、秉公执法、团结协作、严守纪律、文明办案。     

侦查讯问程序的批判性重塑

我国现行侦查讯问程序设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口供中心主义”下的强制取供,即整个程序是以确保侦查机关“顺利”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中心而加以设计的,为此,甚至不惜直接或间接地强制向犯罪嫌疑人取供。从实践效果来看,正是这种目的错位的程序设计导致了实践中侦查讯问阶段刑讯逼供的频发。对此,应当从理论上予以批判,并从以下方面着手予以重构:反对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赋予犯罪嫌疑人有限度的沉默权;赋予辩护律师于侦查讯问时在场权;进行全程连续录音、录像。     

刑事讯问制度的理论基础

讯问作为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一种侦查行为,是一种多结构的诉讼活动。讯问这种多结构性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包括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人性论三个方面。这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充分发挥讯问的取证功能。     

律师在场权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 ,也是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刑事诉讼中多元价值平衡的要求。律师在场权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内容应包括 :讯问前获得告知权、律师在场聆听讯问、向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针对侦查人员不法行为提出抗辩的权利和对讯问过程的评议权     

我国侦讯程序中律师在场制度的设立

随着侦查权力的不断扩张，口供主义侦查方式较为盛行，致使刑讯逼供已成为刑事司法文明的最大障碍，使侦查讯问过程受到人们质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更为及时、全面、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刑事辩护，同时监督刑事侦查权力的行使。文章针对我国侦查讯问中出现的刑讯逼供和口供不稳定等问题，提出侦查程序中设立律师在场制度设想，在对其程序价值进行考察基础上，对律师在场制度的具体设置和相关保障措施作初步探讨。     

我国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规则研究

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这有利于规范侦查讯问和遏制刑讯逼供等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但该制度在立法上只是原则性规定,操作性较弱,证据规则内容缺失。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和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有必要从讯问和录制规则、示证规则和审查判断规则等方面进行补充完善,待条件成熟时出台《讯问录音录像统一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