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刑事侦查讯问制度的几点设想

侦查讯问是指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它是一项法定的侦查行为,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是一种经常性的调查手段。对其制度的构建,对完善司法制度、规范侦查行为、刑事案件侦破、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讯问制度的理论基础

讯问作为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一种侦查行为,是一种多结构的诉讼活动。讯问这种多结构性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包括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人性论三个方面。这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充分发挥讯问的取证功能。     

从侦查讯问的功能看讯问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 ,尽管侦查讯问制度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讯问过程的公正性与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保障 ,但是 ,侦查讯问制度的建构却并没有完全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便利。本文拟通过对侦查讯问的功能分析 ,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基于语言学的侦查讯问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我国侦查讯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言作为侦查讯问直接工具,存在着过度强制性、侦讯之间交流沟通地位异化、问话语言偏向、有罪预设等弊病。侦查人员应当奉行会话沟通的讯问理念,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主体地位,平衡侦讯双方话语权,促进侦查讯问中的会话合作,贯彻"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以提升侦查讯问的效能。     

论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尽管侦查讯问制度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讯问过程的公正性与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保障,但是,侦查讯问制度的建构却并没有完全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便利。虽然人们已经从过去司法实践中认识到了刑讯逼供、诱供的不科学及其带来的严重危害,但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翻新手法而后被禁止的刑讯逼供、诱供模式,仍不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出现并影响着正常的讯问活动。要彻底根除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不科学的讯问方法,除了法律上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更科学的制度来满足讯问实践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对侦查讯问的功能分析,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刑讯逼供的挫折攻击理论研究——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和建议

刑讯逼供现象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一大障碍,被理论学界长期关注,检视过往对于该现象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于其"违法性"特征,忽略了这一现象的"攻击性"本质。而刑警的挫折感对于其采取的攻击性侦查讯问行为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性。作为刑事讯问主体的刑侦民警的挫折感不仅仅来源于职业行为和与犯罪嫌疑人的直接对抗,社会层面上对于刑警队伍的一些不良影响为其挫折感产生提供了更深厚的社会土壤。遏制刑讯逼供,不能期待讯问人员单方面的加强自我约束和克制,而应当从外部入手,特别是设立一系列的使侦查顺利开展的支援保障制度,消减负面压力,减轻讯问人员负担,把讯问程序纳入一个规范化的轨道。     

论中国古代侦查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制度的中央集权和至高无上的神权、王权统治,形成集侦查、起诉、审判三大司法职能三位一体的侦查制度.在权大于法的人治制度下充分体现皇权威望的审判和刑讯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其功能被人为地极度扩张,与之适应的讯问、拘留、逮捕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唯心的"言证"制度得到高度的发展,野蛮的刑讯逼供取代科学的侦查方法,严重束缚中国古代侦查揭露、证实犯罪功能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规则研究

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这有利于规范侦查讯问和遏制刑讯逼供等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但该制度在立法上只是原则性规定,操作性较弱,证据规则内容缺失。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和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有必要从讯问和录制规则、示证规则和审查判断规则等方面进行补充完善,待条件成熟时出台《讯问录音录像统一证据规则》。     

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探析

如何更好地保障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积极转变侦查观念，提高侦查讯问人员素质。要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沉默权、知情权、申请辩护律师在场权等一系列权利，完善侦查讯问的相应制度。     

讯问录音录像与非法证据排除:一个实证的考察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从立法角度,讯问录音录像都极为重要。实证考察发现,仅有较小比例的案件,其讯问录音录像在非法口供证明中被片断式播放,对裁判结果影响极小。由于侦查机关采取"选择性的证据形成机制",并被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所认可,这大大削弱了讯问录音录像本应发挥的技术性优势。要加强讯问录音录像在抑制非法取证中的作用,必须首先清晰界定"全程性讯问"(讯问)的概念,以期覆盖"非正式讯问"阶段。此外,还应从延伸覆盖时间范围,拓宽录制案件范围和增强制作主体中立性入手,改革完善讯问录音录像的储存、移送、调取和使用制度。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运行的反思与出路

我国的侦查讯问由于在立法理念及价值取向上过于重视惩罚犯罪和追求实体公正,对侦查讯问程序本身价值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关注不够,现行侦查讯问程序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文章将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入手,反思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据此提出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四点建议。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研究——基于规范性角度的分析

在当下进行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的主导地位正在被确立。检察机关在重大案件中于侦查终结前介入刑事诉讼,对侦查机关的讯问合法性予以核查,是其主导地位的重要体现。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及时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强化审前监督职能以及保障控诉质量,其适用范围是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的核查程序应重点考察核查权的主体、核查程序的启动方式与时间以及核查方式三个问题。讯问合法性核查的内容主要为法定的讯问程序和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取得方式。而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效力则可以从对于侦查机关后续程序的效力、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效力以及审判机关庭审的效力三方面展开。     

沉默权与侦查讯问

刑事诉讼担负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职能 ,其平衡选择也是艰难的。要有效打击犯罪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要充分保障人权 ,不可避免地会使打击犯罪职能削弱。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虽然警察讯问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但因讯问本身对于查明案情所具有的利益 ,最终不能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有效的手段。从国外的实践来看 ,讯问犯罪嫌疑人仍然具有可行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说是对侦查讯问提出了挑战 ,为侦查制度与实务的进一步规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审讯主体非语言的运用

侦查讯问中,讯问语言技巧是审讯主体成功突破犯罪嫌疑人、获取相关口供的一块法宝。近年来,非语言在侦查讯问实践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受到审讯主体的重视。合理地运用手势、表情、体态、空间位置等非语言来辅助讯问语言,有助于侦查人员研究、引导、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提高讯问效果,最大限度地达到为讯问服务的目的。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权”研究

赋予律师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是侦查程序改革的关键议题之一。西方国家在"保卫人权、制约公权力"的理念支撑下,已经践行"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在相关理论与实践方面,我国均显不足与滞后,相关争议与舆情越显紧迫。立足我国国情,批判性地参鉴西方国家相关制度与实践中的普适元素,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后期的制度设计、法治理念宣传、配套措施的完善及准确试点提供思维导引与智力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法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     

我国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

目前,伴随着律师辩护由实体向程序、由审判向审前介入的转变,律师在侦查讯问中在场制度的建立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课题。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充分赋予了律师的辩护权,不但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能够弥补侦查讯问中存在的不足。     

侦查讯问中供述率的比较研究:误区、方法与技术

许多学者认为当前我国警察取证过程中仍过度依赖犯罪嫌疑人供述,其重要例证是我国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将我国学者有关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实证成果与英美国家相关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我国现有研究在实证方法的具体运用上尚存在许多方向性和技术性误区。供述率统计数据来源过于单一、"供述率"或"认罪率"概念的操作化定义不明、"初次讯问"界定不准、分析单位选择不当等,直接影响了侦查讯问供述率实证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     

诱惑侦查浅析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虽然国外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但在我国的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还是一个新的领域。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则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对于两者必须加以区分,特别是对实践中的诱惑侦查,更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上进行规制,以进一步规范我国侦查机关的执法行为。     

对我国检察机关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几点思考

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决定从2006年3月1日起,按照"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检察机关逐步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这是检察机关顺应法治进步的时代潮流、积极应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的一项重大创举,在检察事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人权保障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刑事讯问制度改革

刑事讯问是人权保障最敏感最直接的展现平台之一。科学有效、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侦查讯问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刑事讯问制度改革,一方面,应当对刑事讯问人权保障的焦点———“沉默权”相关问题重新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另一方面,需要在立法精神和立法思想方面突出体现四个基本原则:侦辩平衡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坦白得利原则;强迫供述证据留存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