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深层结构

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历来存在着文体混杂的问题.该文则试图从小说作为叙事文体出发,对叙事的内在特征--深层叙述结构进行分析,从这一角度梳理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和文化意义.文章探讨了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3种深层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作为欲望宣泄的民间文化叙述结构.这3种深层结构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展开,形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文化发展中从正统到精英、而后又到民间的内在趋势。     

《暴风骤雨》:乡村革命的多维镜像

作为乡村革命的仿像,<暴风骤雨>的文本深层隐含着相互作用的多种意识形态因素,使文本在社会重构、"新人"的重塑、社会心理重组等层面呈现出复杂的话语形态.在革命话语统一叙事的和谐表象下,文本呈现出多处叙述裂隙与深层悖论,赋予<暴风骤雨>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与丰富的历史和美学意义.     

"十七年"文学中的另类爱情叙述

“十七年”文学的大多数作品中有关爱情的叙述,遵循的并不是情感自身的逻辑,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逻辑。不过,也有一些作品中的爱情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主流叙事的樊篱,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一定的另类色彩。这些作品中的爱情描写虽然也赋予爱情某种超验意义,但遵循的则是情感自身的逻辑,甚或在有些叙事中爱情会成为多重意义生效的场域。在这些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或者在宏大叙述中隐现女性意识,或者在城市的新与旧中展现爱情,或者在诗意与情愫中表达男女之情的幽微。     

唐修《晋书》叙事二重性深层原因详探

唐修<晋书>虽作为官修正史却多采小说入史,尤其是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这使得唐修<晋书>在叙述过程中时时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它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双重性质.而先秦至六朝、唐初以来历史观念的转变和六朝文风影响下小说文体观念的不断发展,使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唐修<晋书>呈现叙事二重性的深层原因.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非理性化

苗文化重表象轻逻辑、重情感轻理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其文化传承的非理性化.苗裔作家沈从文以同样自由的心灵进行小说创作,这种主观随意性导致了他小说叙事中结构布局的散漫和叙事内容的散漫化,而这一切就小说叙事来看,也应该是一种非理性化的表现.     

论电视叙事时间的艺术性处理

本文讨论电视叙事时间的艺术性问题,认为时间畸变是电视叙事艺术表现的基本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电视叙事的中心环节。情节是在逻辑的基础上结构起来的首尾统一的故事,情节是故事的有序序列。由于预叙这一叙述手段的丰富,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在电视叙事中聚合。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欲望化叙事

新历史主义小说引发文坛关注的一个因素是其独特的欲望叙事方式。传统历史小说中,历史的叙事是受控于意识形态的。新历史小说家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表现出质疑和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大胆地呈现个人化的生存、情感、权力、暴力等方面的叙事。新历史小说的欲望化叙事迎合了读者的需求,同时也与西方一些后现代文艺思潮的涌入有关。新历史小说欲望书写多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反映了人性解放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也窥见了历史的脉搏和精神,但也存在着与传统艺术精神背离,显得较为低俗和肤浅。新历史小说欲望化的叙事方式是短命的,当读者对这种欲望化叙事厌倦的时候,其叙事也自然纷纷转型,新历史小说家们只得寻找新的适合文学创作的叙事方式。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豆棚闲话》之历史叙事管窥

《豆棚闲话》的三篇历史题材文本皆对历史成说和经典文本作了解构和颠覆,作者保留了大概的历史事件点,而以现实的逻辑和细节来改编历史,从而使小说呈现出迥异于历史成说的新貌,这种颠覆和解构表明了艾衲对正史文献与传统道德的权威性与纯洁性的怀疑,透露出艾衲对传统道德所标榜的人格完美性的怀疑,并在对历史事功与道德伦理的不一致性的察觉中对道德至上的道德本体论表示了怀疑。这种怀疑的勇气和经世致用、通脱深刻的思想来源于他的边缘化生命状态和边缘意识。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为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社会与主体性：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

学界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的研究,常常不可避免地会以片中人物（“自我”）与其所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分析作为逻辑起点。学者们认为电影情节中的戏剧性关联从本质上能够反映出意识形态现实,这种例证在中国当代电影中比比皆是。而中国电影创作中常常贯穿、延续着新中国成立前儒家传统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性问题,也恰恰是这种连续性和矛盾性开启了影片中自我、家庭、工作岗位以及国家——这些关涉社会整体性想像的各个基本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这些理论前提入手,本文试图讨论中国电影中最为错综复杂且激动人心的流行叙事样式,这一样式体现出传统的社会道德体系与新兴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妥协,进而清楚有力地阐明处在两者夹缝之间的故事中的人物情感矛盾与情节冲突所能企及的范围与表现力度。这一叙事样式正是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的“情节剧”。由于这一分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类型电影体系,所以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有必要进行一些理论观念的跨文化平移。①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试析后现代语境中的叙事艺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例

论文从非线性结构、叙述人称、叙述的自我反思等角度对卡尔维诺小说叙事艺术进行研究。非线性叙事模式表现为文本中情节与时间的无序,人物和情节的有意淡化;富有创造性的叙述人称丰富了故事的表现力,而元叙事策略挑战了故事的可靠性与真实性,颠覆了传统小说艺术原有的模式和规范,向人们展示小说的虚幻性。从注重作品的内容及意义到注重作品的叙事结构,是叙事观念的深刻变化,而后现代语境中多元化、不确定性思想则是这种独特观念的形成原因。     

中国传统道德的双重价值结构

中国传统道德的双重价值结构主要表现在整体意识与自私自利意识、善待他人与善恶不分、重视道德理想与空谈道德的"统一",其根源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结构。改变这种历史价值的双重特性以建立统一的道德价值观,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当前伦理学和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时间箭——罪行的本质》:后现代叙事表象下隐藏着的人文主义内核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在小说《时间箭》中运用了时间倒流和身心二分的后现代叙事方法,评论者多关注这些后现代实验叙事形式以及艾米斯含混的道德立场,忽视了艾米斯对道德传统的坚守和对现实主义的关注,实际上这种后现代叙事方式更彰显出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时间可逆性叙事强化了对大屠杀道德逻辑的批判力,彰显了艾米斯的道德立场;艾米斯也通过身心二分法的叙事方式对不当的道德判断进行了暗讽,体现出作者坚守的道德传统指向——道德人文主义。时间倒流的叙事方式披露了纳粹大屠杀的罪行,体现了作者对暴力现实的审视,也引发了读者的道德共鸣,展现了艾米斯对现实人文主义的探究。此外,身心二分法的叙述方式虽然以主体中分裂的灵魂和身体展开叙事,但分裂的叙事背后是艾米斯对完整统一的自我主体的追寻,表征了人文主义主体观。在看似戏谑的后现代叙事表象背后,可以看出艾米斯严肃的人文主义关怀。     

新历史主义诗学的第三种立场--论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精神求索

新历史主义诗学以历史叙事、文本、表述和话语为建构元素,批判性地考察历史及历史修撰的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传统意义上的倡导客观元叙事的历史意识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颠覆。在这种“历史转向”的文学思潮影响下,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异军突起,在对于外部传统及自身内部的双重“否定”中,建构了文学的精神价值要求与消费时尚的审美接受向度相“悖反”的统一,找寻到了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握手言和”的第三种立场。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标志着这一重要的小说创作思潮思想上的日渐自觉和成熟。     

《红旗谱》的底线伦理与生活本位逻辑

《红旗谱》在“阶级斗争”和“生活内容”两套话语之间,贯穿着一种底线伦理的价值逻辑和日常生活本位的叙事原则。这种逻辑和原则既表现在对反抗斗争的缘起、方式和具体情形的揭示方面,也表现在对革命者人生选择与日常状态、反面人物性格特征与行为逻辑、乡土社会“正统观念”与驯服心理的表现方面。以此为中介,小说的意识形态话语就落到历史实处,获得了广阔的生活视野和深远的文化底蕴,内在地化解了文化特殊性;当意识形态话语的观念逻辑与现实世界的生活日常性逻辑不相吻合时,又有效地避免了叙事意念化、主观化的审美弊端。《红旗谱》中的革命文化意蕴建构,由此显示出坚实的史诗品格和充分的审美普适性。     

论唯物史观的历史叙述方法——以弗兰茨·梅林为例

梅林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梅林历史叙述方法的内容结构由以下五个方面构成,即通过叙述历史的起源表现历史的矛盾运动,通过叙述历史的矛盾运动表现历史的转折,通过叙述历史的转折表现历史的过程,通过叙述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表现历史构成,通过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历史的演变。在梅林的史学著作中,历史叙述的表现形式以论说风格的叙事为主,在历史叙述中做到历史评价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将科学语言与艺术语言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揭示历史的内在联系的目标。     

论叙事文本中的抒情因素——以《驿站长》为中心

道德情感是重要的情感类型之一。叙述者、情节和环境描写是叙事文本的三种重要抒情因素,也是道德情感抒发的主要渠道。《驿站长》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叙事名篇,其成功塑造了维林形象,是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开山之作。文本中叙述者与维林的视角融合,对道德情感抒发产生影响;《浪子图》、作者、维林叙述视角各异,分别呈现三种情节模式,共筑道德情感的抒发渠道;环境描写则借助于叙述者、小人物、自然环境进行道德情感抒发。揭示三种抒情因素在作者道德情感抒发中的作用,剖析叙事文本抒情性的源起和脉络,为《驿站长》乃至叙事类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为四维构成机制，即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和人格追求方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由于道德伦理情感的凸出，从而形成了以道德情感涵化心理结构中其他三维结构的道德伦理型结构模式。传统的思维模式具有经验伦理化的倾向，传统的情感模式熔铸出道德伦理化的价值观，传统的行为模式具有因循保守、注重实用的特点，传统的人格追求方式造成了两重化的道德理想。这种道德伦理化的文化心理结构，又由于道德伦理本身内在矛盾的制约，产生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从而形成了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双重人格和多层面的心理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