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治理

有关公司治理问题的实证研究表明,各国金融体系之间在诸如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新股发行节奏、公司所有权结构、红利分配政策、投资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可以从这些国家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水平去挖掘原因。通过法律制度体系对股东和债权人提供保护,是理解不同国家公司融资方式差异的关键。     

ICSID仲裁庭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困境及其消解的制度对策

ICSID在解决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大量的私人投资者提起对于东道国的投资条约仲裁,ICSID管辖权的正当性遇到了质疑,该文在对于ICSID管辖权的意涵作出法律解释的基础上,描述了ICSID管辖权实践出现的若干问题,指出导致ICSID仲裁正当性缺失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仲裁庭在管辖权行使时遇到法律解释的困境。分析指出这些法律解释的困境来源于现有的制度规则的缺失,国际投资协定的价值导向不均衡性,法律解释对象的内容存在不确定性、法律解释方法、技术的缺乏制度规范加以统一,没有形成事实上的遵循先例的制度。提出了完善制度建设以消解法律解释的困境,推进ICSID管辖权的正当、有效性,从而促进ICSID投资仲裁体制发展。     

电商平台涉知识产权侵权治理的困境与纾解——基于司法裁判的实证分析

《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治理效果是否取得显著提升,目前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检验。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电商平台涉知识产权侵权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恶意投诉现象日显以及对电商平台过错认定标准存在分歧。导致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治理困境的原因在于投诉与维权之间的成本错配导致知识产权恶意投诉激增,对电商平台主观知道标准缺乏客观的判断依据,以及因电商平台的主体地位不明导致对其审查标准存在争议。为解决上述问题,除了应当重视平台自治并构建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治理的体系化治理模式,还需要构建恶意投诉行为的治理机制,并对电商平台的审查标准以及电商平台的过错标准予以明确和规范。     

公司治理变革中的治理成本研究

公司治理成本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根据其来判断一项公司治理政策或机制的引入是否能在提高投资者保护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绩效。美国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法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公司治理政策和机制效率的很好例子。该法案虽然给予投资者更严格的保护,但是也增加了美国公司的治理成本。本文归纳了两种研究公司治理成本的思路,最后提出了公司治理成本研究对中国公司治理变革的启示。     

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强制性治理与自主性治理

信息权是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关键.公司治理以优化信息权配置、提高治理效率为机理,以萌芽式的自发性到监管的强制性再到创新的自主性治理的螺旋式路径演进.强制性治理是实行自主性治理的前提,它可以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证券市场公平;自主性治理是上市公司在满足强制性治理要求基础上实施的治理创新,它可以最大化公司价值,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内在机制的自主性治理和外在环境的强制性治理的共建是维护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即如何能够良善地解释法律.文章尝试从分析“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区别与关联入手来认识“解释法律”的内涵,观察解释法律活动的现时境况,揭开“解释法律”的面相；秉持“法律是一项解释活动”的整体观念来寻找良善地解释法律的方式,以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之间何以能够顺畅循环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经由对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关系的探讨,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空间间距和心灵间距,最终通过对这些间距状况和存在原因的分析,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中寻觅跨越这些间距的路径.     

法律解释方法之社会学解释方法探究

社会学解释方法是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案件的社会效果进行预测,对可能的判决结果进行利益衡量的法律解释方法。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应当遵循文义解释优先的准则,在社会实证资料详实、程序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利益衡量,要对解释结论充分地论证说理。社会学解释方法运用的直接意义在于增加裁判结论的信服力,而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也更加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对法官队伍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法律文化解释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不能离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其中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和久远。从西方各国法治历程与中国法治道路探索比较可以窥视东西方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诉讼意识、国家治理思想与价值观等法律文化维度入手可以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变迁进行初步的法律文化解释。     

投资者保护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

投资者保护问题是近年来经济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从狭义投资者的角度,即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投资者,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投资者利益受到侵占的原因,如: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股权过度集中、政府干预严重以及激励约束机制不合理。结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现状,从产权结构、董事会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竞争机制、政府监管和法律环境六个方面探讨了如何保护国家股东的利益。     

机构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对美国和捷克共和国的实证

引入机构投资者以优化公司治理机制的德日模式巳成为国际公司治理模式变迁的统一基础.本文首先对美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经验和捷克共和国利用机构投资者完善国有企业治理反而恶化公司效率的教训进行了实证,然后结合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引入机构投资者、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新思路.     

传承意愿、行业潜能与家族控制——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检验

家族控制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华人企业中尤其如此。为何家族对控制权的追求如此执著?在传统制度观和治理观对家族控制相关解释的基础上,从家族创业视角检验了家族传承意愿对家族控制的影响及行业潜能的调节作用。对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中的1 826家中小私营企业的实证检验显示:意在股权财富传承的企业和传承意愿尚不确定的企业的家族控制程度明显较意图子女接班管理的企业家族控制程度要低。在不同行业潜能下,三类企业的家族控制程度存在差异:在可为家族提供非经济收益或潜在偏好的行业中,意在事业传承的企业会更加保持控制权,而在经济收益低的高竞争行业中,意图财富传承的企业的家族控制程度显著比意图接班企业低。     

有效市场假设与我国"无效"资本市场--基于"双重失灵"的一个解释

对于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来说,有效市场假设的实证检验在短期内是否有效依然充满争议,而在长期这一假设却是成立的.行为金融学借助于人的"非理性"行为和投资者情绪来解释资本市场上的某些短期"市场失灵"现象.然而,对尚不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套用这个"市场失灵"理论来解释中国资本市场运行低效率以及大量的异常现象就难免会令人误入歧途.文章以有效市场假设为逻辑起点出发,试图从"双重失灵"的角度来解释中国资本市场运行低效率以及某些反常现象.     

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内涵、开放进程及治理框架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建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并相继制定了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对政府数据开放进行治理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也是政府部门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新挑战。虽然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政府数据开放各种技术创新的治理经验,但是相关治理理论发展却没有能够提供统一的治理框架,也未能挖掘出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法律规制方面的理论自足与逻辑自洽。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数据开放的作用,应创制统一的公共数据保护和数据开放基本法律,制定切实可行的政府数据开放策略,完善公共数据管理措施,加强政府数据开放行政执法。     

论刑法解释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法律解释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其发展方向之一是与部门法的结合，刑法解释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具有法律解释的一般特征，刑法解释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可以从静态分析和动态运作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重视客观性以及保护人权等内容，后者则对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具体方法的运行产生了影响。只有准确把握刑法解释的特殊性，我们才能够提升刑事审判过程的水平。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散户、大户(控股股东)和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也构成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由于不同类型投资者的特征不同,直接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治理方式。散户投资者通常资金规模较小,一般进行被动投资,不直接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上市公司治理主要依靠法律法规体系,股票市场交易机制。以散户股东为主构成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形成了“保持距离型”公司治理模式,其特点是没有大股东侵占公司利益,但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大户投资者所拥有的资金规模较大,且是自有资金,所以没有资金的代理成本,他们在上市公司中通常拥有一定的控股地位。存在大户投资者股东的上市公司,由于大户投资者会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管,不容易有“内部人控制”现象,但大股东为追求“私有利益”,往往有着对小股东的侵权行为。机构投资者虽然也拥有资金规模大的特点,但其资金是有代理成本的,另外受政策法规的限制,传统上机构投资者也不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只进行被动投资。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断上升及维持投资者风格等原因的影响,机构投资者开始逐渐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其方法主要是积极主义投资,如投票动议和与上市公司经理人谈判等。     

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合同解释的过程本身会涉及法律的规定,合同解释完成后进入法律适用阶段,而法律适用仍然与法律解释相连。由此决定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相互交织。其实,合同解释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法律解释,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时常交织。合同漏洞的补充需要依据我国《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等规定,判断解除权行使所附条件有效与否牵涉到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96条等规定,解释约定解除的条件离不开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第1项等规定。所有这些,都存在着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家族化企业的"管理革命"

企业的家族化治理结构是指 ,企业的控制权被家族或准家族成员 (如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 )所把持。这可以是家族 (所有的 )企业 ,也可以是管理者控制的企业的选择。不少研究表明 (如台湾郑伯和黄敏萍的研究 ) ,在尤其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人企业中 ,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家族化的企业治理结构。如在台湾民营企业的主要经营阶层中 ,具有亲戚关系者占到 90 %以上 (同上 )。国内的一些统计数据也给出几乎同样的图景 ,家族或泛家族化成员控制了企业主要的决策和监控管理岗位。一项对中国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 :在抽样调查的样本中 ,已婚企业主的配偶 …     

自主性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具有内外两种制度的约束和动力.从强制性治理和自主性治理两个方面考察公司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2006年928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自主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从而为自主治理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提供了证据.进一步研究自主性信息披露影响公司业绩的原因,发现"公司是否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是否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与公司绩效ROA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基于代理理论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只有完善我国的法律环境,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这样才能够缓和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才会形成一个均衡的所有权结构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     

简论目的解释及其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目的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而被广泛地应用。它具有:依据立法目的而不是立法本意进行解释;应用中更注意法律目的而不是社会目的的衡量等特点。但在法律解释时,应注意避免对目的解释的忽视和误用,恰当处理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的冲突,尽量明确目的解释的适用条件,从而使目的解释更加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