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化观本义及其与当代公共管理的共鸣

儒家的治世之道是综合了礼、乐、刑、政的全方位“教化”观念。本文通过爬梳典籍，首先阐明“教化”之原本意义，以及它不同于“奴化”和“说教”的旨趣所在；其次分析“教化”之两端——“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以具体理解儒家教化的施行方式；最后援引“公共管理”这一主张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充分合作的治理方案来彰明教化之思路，并借助“文化政策”的视角来理解教化对礼乐的运用。     

浅析牟宗三现代新儒学的人文宗教观

牟宗三以终极关怀、安身立命来确定儒家的人文道德宗教意义，认为儒教之为“教”强调了人文的生命之在于人自身而不是人格神．凸显了德性主体的“内在超越”而非向彼岸的外在超越，故而成立一最优化的“圆教”形态．而“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又为儒家人文宗教的完善提供了更精致的论证，牟宗三以儒家的宗教化来对治当代人文精神的式微，进而追求人的生命圆满和社会圆满。     

慎思：先秦儒家的道德认识论研究

先秦儒家之“慎思”作为道德理性之思，是儒家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之“思”重在检省身心，思孟之“思”重在尽性至诚，荀子之“思”重在理性思虑；三者共同之处在于认识向度的内倾性、认识原则的道德性、认识内容的伦理性、认识目的的形上性；先秦儒家认识论之“慎思”有助于形成完整的道德理性认知模式，塑造具有圆融生命精神的认识主体，为西方传统认识论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内涵。     

论孔孟的教化思想及其意义

教化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儒家教化思想成形于孔子、孟子,他们在继承和发扬西周以来礼制原则和道德思想的基础上,首先比较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以“德”“礼”为核心内容、以“明人伦”为基本出发点的道德教化思想,从而奠定了儒家两千多年来道德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而且,随着西汉以来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儒家的道德教化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核心,深刻影响着两千多年来的整个中国社会。孔孟所开创的儒家教化思想的许多方面,对于当今的社会教育和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构建,对和谐社会方略的实施及其有效运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论儒家道德伦理的内涵、特色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从分辨道德、伦理之不同涵义入手，对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内容、特色及其与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作了具体探讨。作者认为，就人文意义而言，儒家的“道德”是对人的本性及其行为准则的内在自觉性的规定，儒家的“伦理”则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秩序性道德，即人际关系之理。儒家就本质而言是以道德为本位而非以伦理为本位的“仁本礼用”的道德形上学。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德性原则、伦理原则、修养原则三大方面，其基本特色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本位，强调道德的日新和礼制的适时变化，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根本精神乃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这一根本精神及其一系列道德伦理原则具有永久性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论“孝”道的宗教意义

“孝”道是儒家的道德之本 ,然而其存在的合理性却在于其内在的宗教意义。它不仅解释了生、死及生命永存的宗教世俗问题 ,而且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构筑了儒家的道德图景。“孝”道的宗教力量是儒家道德能与中国民众生命融为一体的主要原因     

先秦诗乐之教与“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期专称统治阶级,后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阐扬其精神价值,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尊奉的道德人格化身。在君子人格的培养中,以《诗经》礼乐教化为核心的“诗乐之教”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在西周时期的官学,还是由孔子开创、惠及普通士人的私学,诗乐教育教与学的设置都非常体系化,以提升君子“雅言”和“雅乐”的修养。通过诗乐对身心的培育与修养,最终形成的君子人格,是内在完满道德与外在仪容举止相互统一的美善境界,并希冀通过一乡一地的努力,使得普天之下都在礼乐教化的影响中。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     

论儒家道德学说的理论形态

儒家道德学说具有一整套形式严谨、内容完备的理论建构，其以仁义道德的绝对价值为理论核心，形成了价值论；以德性与人性的相通为基础，形成了德性论；通过论证“德性所知”与“闻见之知”之间的关系，创造出知识论；通过论证人的本体实现，创造出目的论；为让人实现道德“自觉”，建构了教化论；为强调道德的合理性，建构了义务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形成，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儒家道德学说经历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历次变迁后，仍能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三境界

现代新儒家的美学关注人之生命的审美建构,同时又因各理论家的侧重不同而呈现出相异的风格和境界：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以“仁”境为根底,强调深沉博大的道德生命对审美的提携;方东美以“和”境为依托,强调“忠恕体物、和谐共生”的价值立场对审美的陶养;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则以“乐”境为指向,强调自我生命与人伦秩序融合而为一所产生的审美情感效应。但从理论的终极诉求来看,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所意欲成就的是一种内在于道德而又超越道德的生命自由境界,在此自由之境中,最高的美与最高的善体合无间、圆融无碍。现代新儒家的生命美学不仅是其在中国特殊语境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自救,更为现代性走出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资源。     

梁漱溟对民主观念的儒学化阐释

梁漱溟用儒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阐释了民主观念。他将民主理解为“承认旁人”的精神态度，认为它与儒家的忠恕之道具有相同的精神实质，是践行于人伦关系中的一种道德情理，平等、自由都由这种道德情理推演而来。他所构想的理想的民主社会，是一个由贤人领导的、以道德情理维系的、以教化统摄政治的礼俗生活共同体。梁漱溟的民主观念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消化吸收外来观念的一种尝试，这虽然把握到了儒学与民主的某些共性，却又摒除了作为自由主义民主根本基础的个人主义和权利观念，回到了儒家将政治道德化的传统思路上去。     

重回道德主体：福柯与儒家现代价值

“道德主体”是讨论儒家现代价值的基础。福柯认为，以“笛卡尔时刻”为标志，真理与主体的关系断裂了，现代自我既受到规训权力的制约和生产，又发展出自我关怀的技术试图逃离权力，这指向了“重回道德性”的命题。对该命题，儒家可做出有效的回应：儒家教化体系生产出君子，他们由“天道”获得道德义务和伦理勇气，运用“仁”“义”等自我技术，将自我真理的获得与伦理自我的转化结合起来，成为反抗权力的道德主体。     

天人观念中所见之儒家人文传统

儒家讲天文与人文的统一， 以人为顺天而继成者； 而此继成， 其要在于 “自成”。在此自成中， 乃有天人合一之超越价值的实现。此即儒家以德性自成为途径达致超越的“人文精神”。其根据在于： 第一， 对天或天命作内在的区分， 由此规定人存在之界限， 从而发现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和天职在于其德性的成就。第二， 在 “性”即心而显诸 “情”的意义上发现了人之德性的先天内容。儒家“连续性”和内在关系论的观念， 表现在对个体性的理解上， 就是普遍性价值原则内在于人的形色实存性并即实存而显。由此， 道德的法则， 非抽象的形式或出自生存必要性的承诺和假设， 而是为人的心灵所能亲切实证的 “真实”或“实有”。中国文化“人本论”的特质， 即本于此。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应是现代生活的确立。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 对中国的现代化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自儒家诞生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就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此文教即儒家之教化。儒家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种普遍的共同价值。与此同时，各种神灵信仰和宗教均广泛传播，并深入中国人心灵。它们也在传播儒家价值。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生活格局是普遍意义的“天下”文明之具体而微的样态。     

论儒家哲学的人生境界

古代儒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是天人合一，或者象冯友兰先生所言，儒家所追求的境界是一种天地境界或哲学境界。从孔子开始，儒家均以人为一种道德性存在，或者说，人的本质应该是道德的。孔子以“仁”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仁是比人的肉体生命珍贵得多的东西。真正实现了仁，则“从心所欲不愈矩”。从孟子开始，尤其是到了宋明道学（即理学和心学）则开始把道德价值不断提升，直至实现伦理本体化。孟子认为，人之性是先天赋予我们的，那么，通过“尽心”、“知性”从而达到“知天”，“知天”则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毛泽东早期道德观

青年毛泽东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以达到“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目的,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旧道德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剖析,从而阐发了自己一系列的道德观点:首先,彻底揭露儒家纲常名教这类道德思想的极大虚伪性。儒家的根本教义是三纲五常,它的中心思想是要求人们去做“忠臣”、“孝子”、“烈妇”、“侠友”,即剥夺他们“独立自主”的“财产”、“人格”、和“信仰”,去充当别人的“附属品”。韩非曾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这里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要求人们无条件地为他人作牺牲。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也这样指出:人若“牺牲其身以救他人之生命,以殉国民之公益,是     

论玄烨“以教化为先”的法律思想

玄烨吸取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维护、巩固满清少数民族政权，提出“以教化为先”、“尚德缓刑”的治国指导思想。对官吏、百姓包括满清贵族实行教化，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孝”、“梯”观念和“度制”。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和睦，树立符合统治需要的尊卑等级观念。玄烨为使臣民接受教化，提出“阜民”、“安民”思想并付诸实施，为教化提供物质保障。在注重教化的同时，玄烨也重视法律的作用，提出“宜用威者慑之以威，宜用恩者慑之以恩”的统治方法，用法律手段尤其刑罚制裁不接受教化的人，以强制力保证教化得以实现。     

德音之谓乐“解”——以先秦儒学为视野

在儒学的视野中,乐不同于一般的声、音,乃有德之音.乐的精神内核在于“生生”之“和”,其基础在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其完美的和谐在“无声之乐”的境界中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然而,“无声之乐”并非心灵的虚无飘渺的念想与妄测.因此,并不是虚无的彼岸图景,而是实存于人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的生命历程之中.通过个体生命的道德实践,“无声之乐”内化于主体的生命本质力量之中,修成儒家所追岽的理想人格.实践、人格与境界已然组合成“生生不息”的“圆融和合”的生命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