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张振军儒家封建思想对我国占典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牢笼了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理论和创作。至明代中期，“泄愤”说的出现。打破了“惩...     

试论儒家的“教化”思想

儒家重视教化乃基于其德善并非天生的正确认识，他们无论对“人之初”时的人性如何看待，却都始终与修养论、教化论密切相联。重教化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政治、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如何推行教化，儒家有其专门的理论，其中，“乐教”、“神道设教”便是十分重要的方式。为了使教化取得切实成果，儒家认为教化者的身教十分重要，这是由儒家的历史观决定的。另一方面，基于对教化工作客观规律的认识，儒家还重视教化的持久性，也就是说教化应常抓不懈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量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荀子美学再检讨

荀子是原始儒家中最重要的美学家。从性恶、化性起伪、养情与治情、音乐与和谐、移风易俗五个方面，对荀子美学进行再检讨，有其理论价值。荀子理论中的性恶与治情、礼与乐诸矛盾，导出了理性群体与感性群体的重要区分，结果是以“和”补了“同”之偏。对“移风易俗”的强调，又体现了他的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荀子为中国古代的教化美学作了理论的奠基。他是封建文化早期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儒家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急先锋。     

浅议无讼意识

几千年来 ,中国民众视公门为畏途 ,一旦发生纠纷讼事 ,不是依靠体现国家王权的法律 ,而是依靠持续稳定的乡规民约调整解决 ,这种心理状态便是“无讼意识”。无讼意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传统 ,有它的社会、文化、经济根源。1.社会根源。这可以追溯到儒家的治国方略。儒家强调等级伦常 ,重视道德教化 ,通过确立名分 ,以使社会尊卑有序。即所谓“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兄兄 ,弟弟 ,夫夫 ,妇妇”;认为“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如果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去打官司 ,那便是道德教化不…     

论儒家道德学说的理论形态

儒家道德学说具有一整套形式严谨、内容完备的理论建构，其以仁义道德的绝对价值为理论核心，形成了价值论；以德性与人性的相通为基础，形成了德性论；通过论证“德性所知”与“闻见之知”之间的关系，创造出知识论；通过论证人的本体实现，创造出目的论；为让人实现道德“自觉”，建构了教化论；为强调道德的合理性，建构了义务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形成，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儒家道德学说经历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历次变迁后，仍能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德礼之治”: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理论考察

控制作为管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和环节,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涵义,其对象也包括对于人、事、物和行为等因素的控制.儒家管理哲学指向的乃主要是对人的控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实际上一语道出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就是“德礼之治”,而其社会政治控制则亦由此演绎而来:(一)注重德礼引导教化的事前控制,而不十分重视以政刑惩诫为内容的事后控制;(二)强调以“德”为内容的内在控制与以“礼”为内容的外在控制的相互结合运用;(三)以“克己复礼”为工夫的个体控制和以社会教化为功用的群体控制的相互参照.     

实心实证达成仁政——李颗政治思想评析

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二曲认为王道之政的关键，一方面须重视修齐治平之学，另一方面须行“实心实证”之政，还须实施重民养民之策。只有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儒家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的王道之治才能得以实现。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教化即为政:《论语》“子奚不为政”章辨义

《论语》"子奚不为政"章的正确断句是: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或人"对于"为政"的理解是传统意义上的执政者的政治实践,孔子对"为政"的阐释是对其教化事业的政治定性。在孔子看来,将"孝悌之道"传递给执政者,是他政治实践的另一方式。孔子认为素位为教即素位为政,这一理念蕴藏着他所开创的儒家在教化事业与政治实践上的深刻联系。儒家智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既相对独立于"政统",又对"政统"具有引导性。     

韩非反对孔孟“忠孝’’观问题初探

儒家学说以家庭伦理本位出发，建立起其独特的“忠孝”统一观；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致力于打破儒家学说，建立法家思想系统。文章主要探讨韩非如何从两大方面破儒之“忠孝”观而维护“君”与“法”的绝对性。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非从“利”的现实角度来揭破儒家父子、君臣之延续性；第二部分则分三点探讨韩非对儒家“忠孝”观之乱“法”性质的揭露。     

陈子昂诗的感遇与兴寄——基于儒家“相感”说的再讨论

儒家的伦理教化并不以规则或律令的“强制”与“命令”为主导，而倾向于在道德的示例中为他人确立可以取效的行为典范，在事态中生发道德感动，并由之产生自然而然的道德教化的效果。教化的要点，不在于给出一种生命理想完满的状态，而是在于对他人、它物的关切中，彰显生命的道德责任，并由之提示生命向善对于生命本身的成就。陈子昂在中古诗学中的意义，自儒家传统诗教视角而言，乃是在晋宋以来诗歌新风习的强势之下，重新倡导一种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追求的诗歌创作。故而，在特定的意义上，陈子昂的复古自然会更着力于道德教化的效应，并因之影响书写形式的选择。     

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自儒家诞生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就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此文教即儒家之教化。儒家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种普遍的共同价值。与此同时，各种神灵信仰和宗教均广泛传播，并深入中国人心灵。它们也在传播儒家价值。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生活格局是普遍意义的“天下”文明之具体而微的样态。     

先秦儒家艺德观论析

先秦儒家艺德观论析沈壮海（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先秦儒家艺德观，概指先秦儒家关于艺术与道德、艺术教育与道德教化、艺术创作。浸染与道德修养等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先秦儒家重“德”，他们追求备至德的理想人格，鼓吹仁治德政的御国方略，推崇道德教化的...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

一 从文化角度感受和理解文学，是种既古老又常青的方法。《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①这种解读就是一种“文化解读”。它不仅把文学艺术置于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中，而且非常重视文学的文化功能。又如荷马史诗，则也既是古希腊的一种经典文化产物，又是其文化的一种出色反映。要想透彻理解荷马史诗，离开它古老神奇的文化背景就会云龙不见首尾。丹纳在分析古希腊文化与古希腊雕塑…     

论儒家养“生”工夫论的内涵与特色——从“身心一如”的观点看

儒家养“生”工夫论，实质是儒家“生”之伦理的实践论。这种工夫论的基本特色，是从“身心一如”的角度来理解养生问题。其实质是以德养生。这种观点对于当代养生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

郭店简《尊德义》等相关文献为我们理解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本真内涵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方向.近年的相关研究,略偏重和纠结于“知”与“强”的对应关系,多从单纯治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汉语中为一典型的兼语句式.这两个使令动词后加兼语、加谓词性词组构成的兼语句子所表示出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教化方式.“知”与“强”二字亦并非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民可使由之”之“之”,既非指“民”,亦非指“王”,而是指“王教”、礼乐或“道”.此道、礼乐,是统治者和天下百姓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而王与民当共由之.旧注理解“民可使由之”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尊德义》通过“道”的本体义与随从、引导诸义间的内在意义关联性,揭示出了其德教原则的形上学根据.“使由之”或“使道之”这种为政、教化的方式,其精神本质就是要把“民”先天所本有的“道”在民自身中实现出来,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德教”.儒家反对使民“知之”,此“知”应读如字;其所拒斥的正是人主以强力推行其政令那种愚民的暴政.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其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     

论湖湘学派的“修身”思想

湖湘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重视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的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的途径，方能达到成道求仁、治国安邦的功利目的。一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将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倡导、实行的，突出地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关系的提出，即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而要“齐家”，其首要又在“修身”。因为“修身”与“治国”紧密相联，或者说“修身”就是为了“治国”，所以湖湘学派在“修身”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学子“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爱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