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贤能民主：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

近年学界对贤能政治讨论比较热烈，但是基本上把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而论，且主要从干部选拔角度论之。中国政治现实更应称之为贤能民主，是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融合着公意民主和众意民主，融合着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贤能民主，就是选出优质的人并通过优质的人做出优质的决策，不只体现于“用干部”，更体现于“出主意”。用干部方面，“政绩突出”体现着“贤能”，“群众信任”则是“民主”的要求。出主意方面，“民主的决策”是“民主”的要求，“科学的决策”则体现着“贤能”。     

贵族、共和或君主? ——《政治学》中的斯巴达政体

斯巴达政体类型在亚里士多德政体论中看似并不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无论是就亚里士多德试图与柏拉图方案对话也好，还是就他所关切的希腊现实世界也好，斯巴达的篇章在亚氏政体论著作《政治学》中的都是不容忽视的。本文通过考察《政治学》中对斯巴达政制的论述，认为无论从贵族、共和抑或君主政体去辨析斯巴达政体的类型，都不能将斯巴达政体归置于优良类型，而窥其中缘由，在于亚氏政体类型学意在为实践中的政体提供一般政体理论，而非单纯证成“最佳政体”，这也是亚氏对政治实践科学的目的的真正理解。     

中西政治差异与“中国传统政治学”概念的提出——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一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往往以西方现代政治学为标准,忽略了中国传统中具有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忽视了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学科建构。事实上,传统中国有其对"政治"的独特理解,应以传统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特点为基础,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中国传统政治学。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政制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与本质

对于封建专制传统积淀深厚、国家规模超大、现代化进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当代中国来说,建设和发展以民主、法治、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任务甚为艰巨。其中,政制发展是核心和关键。政制发展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现实诉求和动力源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就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在理性渐进的政制改革中探索和开辟前进的道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充分发挥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严复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以严氏《政治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严复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其所著《政治讲义》系统地表达了严氏对于政治学的意见。该著承继西方政治学国家研究的学术传统,主张政治学着力于“国家权力”的研究,不仅就政治学本土化提出了学术分类、范畴研究、发明新知等具体要求,而且还阐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建设性意见,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政治学文本之一。严氏研治政治学,体现了经世致用、以西学为根基、历史政治学等特点,为推进西方政治学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基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中国法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批判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法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定位的前提性问题。中国法政治学发展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法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尚未得到理论层面的有效证成，导致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和理论立场的模糊和混乱。因此，亟待建构中国法政治学研究的自我范式和研究方法，对“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民主完善与法治建设”、“国家政权体制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培育”等极具挑战性与全局性的法政治学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政制创新：功能、价值与理论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在政治学史上，政制研究不仅是绵延已久的传统，而且是传统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政制研究在经历了行为主义时代被边缘化之后，随着当代新制度主义的崛起又得到回归与复兴，而重新回到中心位置。新制度主义为政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本文对新制度主义语境中政制创新的内涵、理论框架与价值意义做了尝试性探讨。     

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论的建构——兼谈公民权利的一个维度

哈贝马斯批评传统民主,致力于寻求第三种民主模式--话语政治民主.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旗手,他延续了对当前的社会进行批判的传统,创建以个人的交往行动作为根基.把人看作是交互主体,并以此为基础的话语政治观.话语政治观以比过去的政治理论更尊重个人话语权而有别于其他的政治理论.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了对社会渐进的修正的可能性,否定了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以及对个人的意见的重视,并把这些个人意见汇集为普遍的公众意见,从而建构合理的话语政治社会.     

内容提要

用中国传统政治学概念分析环境自主治理的可行性 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即“道”或“道术”,包括天道、人道、治道,其中“治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相类似。中国传统政治学包含着两个层次的体系结构：由天道、人道、治道及其相互关系探讨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和以礼、乐、政、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的设计。环境的治理方式是决定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通过研究国内外环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以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思想在环境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为例,论证了文化在环境自主治理当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公民能力与宪制民主

政治权力实践中，宪制与民主的相互构成、相互依赖，为规范性的宪制与民主的概念性联结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利用赫希曼归纳出来的保守主义三个命题，可以发现传统应对策略的反动性。传统应对策略的失败，一方面为我们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激励和教训；另一方面，对民主的忠诚，则要求一种更为充分的解决方案。以动态宪制和公民能力为基础，能给分析宪制民主“问题”予以更多的补充性说明，对民主价值的重新诠释也将对宪制的理解产生进一步的启迪。     

罗尔斯、诺齐克之争的时代意蕴──兼论自由与平等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学的最新成就，罗尔斯本人也因此而被称为当代的洛克，而诺齐克对罗尔斯的反驳话难，则掀起了自由与平等关系争论的新高潮。我们在此以罗尔斯、诺齐克的论争为切入点，于学理上探讨这种论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迄今为止在政治学领域中的一切重大进步均源于契约论，不过传统契约论是以天赋人权为理论出发点，以自由、平等为前提，关注于制宪、立法、执法等问题，从而构建成完整的民主政治大厦，而对作为其基础前提的自由、平等本身却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罗尔斯则要进一…     

中国公民意见表达的基本特点与中国政治文化

意见表达是政府运作的开端。但是,一个国家具体的意见表达方式,会因国情民情的不同而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与中国独特的政治实践、文化传统相适应,中国公民的意见表达具有明显的组织化特征,表达的方式也比较含蓄。同时,由于中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期,使公民的意见表达表现出暂时的“不平衡”态势。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正在积极探讨各种适应自己实际情况的意见表达的新方式。     

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制度创新与逻辑进路

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形式,具有丰富的文化渊源.历代政治发展中形成的“和合”“民本”“议事”“大一统”文化思想,与当代协商民主的内涵要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色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特色结合起来,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形成了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格局.新时代,要立足历史经验与现实国情,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在制度建设中融入文化要素和价值,不断完善党领导下科学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之路.     

论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有很强的规范性,集中体现于形成了一系列限定君权的政治调节理论,诸如“以民为本”论、“汤武革命”论、“天下为公”论、“兼听博纳”论、“君臣一体”论和“道高于君”论等。各种政治调节理论都是从“立君为民”等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中派生出来的,它们与“以民为本”论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相互论证、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这些政治调节理论也属于民本思想体系,民本思想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代称。     

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与阿伦特的竞争性阐释

施米特与阿伦特对于现代政治正当性问题有着不同的论述,他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是民主革命奠基政权的正当性悖论。对此,施米特以“主权决断论”提出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证,而阿伦特则建构了一种“政治行动论”的论证。阿伦特的论述较之施米特的理论对现代性条件具有更为敏感与切实的把握,对当代民主理论的发展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启示。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以德治国"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兰芬教授,承担200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德治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伦理之维———中国传统哲学伦理价值的新思维》,该项目目前正在研究之中。“社会道德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居于何种地位,担负何种功能?”“当代中国的德治何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