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论明智德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意蕴——《尼各马可伦理学》二元幸福论辩正

经验幸福论和思辨幸福论的二元划分与矛盾一直困扰着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其实,这一理论困境来自于人们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理论主旨是通过“明智”德性而使幸福生活从经验指向形而上学领域,明智学说为幸福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明智这种沟通经验与先验的能力,被现代道德哲学家紧紧抓住,康德以“道德判断力”的名义重提古代明智论题,并借此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事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追求自由与善——冯契伦理思想初探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智慧说”,以“转识成智”的认识过程辩证法沟通知识和智慧、科学和人生,奠定了当代道德的哲学基础;以“自由劳动”为基石,对包括道德价值在内的合理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论证;以“自觉自愿”作为道德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由此阐明了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是一种综合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积极成果,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回应的哲学-伦理学说。“智慧说”在新时期我国伦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对当代道德生活的启示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浅析弗洛姆的三个伦理命题

“面对一般的选择，多数人总是趋‘善’避‘恶’”、“人格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发展目的，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唯有人本身才能决定美德与罪恶的标准”是弗洛姆新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三个重要命题，分别反映了其独特的人性论、人格论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主体性原则。本文对此三个伦理命题作扼要的介绍，并揭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     

拟人化思维：生态伦理学的致思模式

生态伦理学是人们把原本只适用于人类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推而广之,研究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时,创建出的伦理学分支学科。然而,生态伦理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学,所考察的本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人与作为自身“无机身体”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由于把自然界视为人或人的“无机身体”毕竟只是一个比喻或拟人化,因此,整个生态伦理学的致思模式本质上是自由自觉的拟人化思维。     

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思想基础与论证逻辑

环境（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方法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类”与“共同体”向自然的扩展。其理论论证的逻辑起点可分从自然出发和从人的规定出发两大类型,在西方有其思想和观念基础,但从理论和逻辑论证来看,还存在根本性的问题。系统、深入地总结、反思环境（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思想基础与论证逻辑,对更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遨游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盛庆先生创立的统合效用主义理论是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评、继承和创新 ,这一理论与现代经济学有关“社会困境”和“社会偏好”的前沿研究相契合 ,也与伦理学有关“实然”和“应然”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契合 ,是一个“统合”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盛庆 先生在统合效用主义理论中提出的“道德满足感”这一范式 ,可以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把经济学的最大化方法推演至人类整体行为模式 ,包括道德行为和利他主义的分析 ,从而为解决现代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伽达默尔围绕实践智慧的概念阐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理论,并在其文本中详细分析了道德知识与技艺知识之间的异同之处。伽达默尔这一研究思路基于他的解释学基本理论,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视域。这一创新对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环境美德伦理研究论纲

环境美德伦理学是从美德伦理视角研究环境伦理,是环境伦理学的新兴视域。环境伦理学在规范伦理学向度建构的困境和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方面提出了环境美德伦理学问题;环境美德伦理学的主题是"美德与自然",中西方伦理学有一定的思想资源;美德统摄并反映人的存在,环境美德反映人在生态之维的存在,并且共同体孕育人的美德,故而环境美德是反应人的生态存在并由生态共同体生活孕育的美德;根据拓展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路径,环境美德的德目包括敬畏、仁爱、简朴、节约、平等、公正、责任等。乡土教育和日常生活批判中进行环境美德教育是培育具有环境美德人格的重要途径。     

道德偏好：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融合统一的中介

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关系受到当代学界的高度关注。规范伦理成为现当代社会道德生活的基础性框架和德性伦理被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规范伦理迫切需要德性伦理的支持。如何实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统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道德偏好不失为联结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实现二者融合统一的桥梁和纽带。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真与善——兼论一种本体论的伦理学

人的功能性,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的论证主线。这条主线贯穿着幸福、德性、善等重要原则的论证,由此其伦理学可称为本体论伦理学。本体论伦理学一直面临着事实和价值无法统一的困境。但亚里士多德对善的定义不仅是价值性的,而且还包含着事实性的意义,最终善作为终极目的,不仅代表一种价值取向,也同样出于人的卓越的自然性目的,这使他的伦理学具有较完整的体系。     

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

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古希腊罗马时代将政治、文明等概念与城邦、公民、伦理、制度、国家组织等密切联系起来,对后来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西方政治文明的萌芽。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在政治的意义上,"文明"这一观念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表示个人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在理性与公正基础上代表良好的风尚与高雅的市民生活方式等方面得到新的发展。进入近现代,在法权制度的框架下,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丰富的现代政治文明,奠定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分权与制衡、法治、政府职能有限、政党政治、政治监督、正当法律程序、违宪审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