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最高境界——方东美对《肇论》的哲学诠释

方东美是一位原创性的哲学家,晚年很重视佛学研究,对僧肇评价颇高.方东美运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通过中西思想的融汇,对《肇论》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与重构.方东美把庄子和般若经作为《肇论》生成的两个思想基础,认为物不迁就是永恒哲学,空的本质就是真空妙有;把《般若无知论》作为《肇论》的核心,认为其构造了一个解释智慧本性的原理体系;认为般若不是一般知识,而是知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论佛教的佛性说对二程心性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性学说经历了由分歧到弥合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唐代中期中国化佛教的成熟,使得佛性思想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人具有佛性的平等意识在社会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北宋二程上承韩、柳复兴儒学之余绪,对佛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和借鉴,汲取了佛性说中的思想营养,构建了理学的心性学说,从而把封建社会的人性理论推向了高峰。     

论中国佛教史上的"梁唐之异"与"南北之殊"

论文以唯识学在南北朝时期的理论差异为特例,分析了中国佛学从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理论分歧到隋唐时期的重大转变,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佛学理论自身转变过程中的某些内在取向的选择,也表明了这种选择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分不开的.     

般若空性思想中国化之初探——以《肇论》与《中论》解空思想比较为中心

般若思想传入中国之初，僧肇大师曾被罗什大师称为中土解空第一。然僧肇大师在接受中观思想后，在其论著《肇论》的表述中并没有完全遵循《中论》中探讨空性时所用的方式。这里可以看到，般若中观学传到中土后，并未偏向纯粹、繁琐论辩分析这条路来表达、理解空性，而是有其特有方式。《肇论》里更多是从体空观契入，而且《肇论》解空天然蕴含有如来藏、心性思想的倾向，这也是后世非常自然地用禅、华严去联系《肇论》的原因。所以中土对空性的理解最初起就有如来藏、心性思想之中道空性的天然趋向，而没有止步于大乘佛教纯粹中观之境。这是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中庸》与《易传》不同致思向度略论

在心性学领域里,《中庸》与《易传》俱为其原始圣典,它们各自彰显了不同的致思向度。前者以向内求索为其致思取向,后者以向外求索为其致思途径。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上,这两种不同致思向度一直产生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长期占有主导地位。通过对中国传统心性学思想进行点评,将《中庸》与《易传》所彰显的不同致思向度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一番梳理,以揭示其深厚的思想魅力。     

敦煌高僧昙旷的佛学思想新论——以法藏P.2258V~0《百法手记》为中心

敦煌高僧昙旷的经历和佛学思想著作不见于历代藏经。敦煌遗书问世以来,人们发现存留有多种昙旷所撰写的佛学著作,从此中外学者开始探讨他的经历和思想。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未能有助于我们对昙旷自己最终成熟的佛学思想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以和昙旷有密切传承关系的《百法手记》为依据,对昙旷晚年的佛学思想主张做了进一步地探索,认为:昙旷批判性地继承了唯识宗的一些主张;关于心法的认识,依从《起信论》说;在涅槃观方面,与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所主张的一脉相承;在依时判教方面,不同于唯识宗,也不同于华严宗,而是直接将如来藏法性缘起宗安于第四时分上。     

走马克思指引的“两条道路”，把对于“存在”的研究引向深入——广义唯物论的存在论述评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经历了从孕育、初步形成、到成熟的逻辑演变。他在《资本论》中第一次科学详尽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形态、科学内涵和实现途径等,所以说,《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成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纲领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本体论与汉代佛学之发展

本体论与汉代佛学之发展贾占新从本体的角度研究汉代佛学，是就佛学与汉代中土学术在思想建构方面的异同分合来着眼的。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鱼豢《魏略·西戎传》），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格局，但初传时期佛学演变的详情却不易谈，一是史料缺佚，承传线索晦而不明...     

从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熊十力思想的归趣

熊十力的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918年以前,熊十力对王船山、老庄和佛学都有兴趣,思想比较杂乱;1920年后到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成为轮回论的信徒;1922年到北大讲授唯识学,自创《新唯识论》;1949年后,熊十力的思想从《新唯识论》时期的＂摄用归体＂逐渐向＂摄体归用＂转化,完成了＂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的最终转折,以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终其一生。     

《物不迁论》义析

本文依据僧肇文本 ,具体分析了僧肇对“物不迁”的论证及其思想观点 ;由此出发 ,分析《肇论》本旨 ,探讨《肇论》全书的结构及《物不迁论》在《肇论》中的地位 ;进而讨论僧肇在玄佛合流时代思潮中的地位。文章即由这三个部分组成。     

佛教对中古论说文的沾溉与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佛学经论对中古论说文的辐射与影响,以支遁、僧肇、刘勰的作品为分析对象,揭示了佛教影响论说文体的途径与方法,三人作品代表了中古论说文的最高成就,分别以“支理”、“肇论”、“文心”来指代.佛教对论说文的影响,在“支理”体现为：标新立异的耸听效果,论注参体的形式选择和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在“肇论”表现为：论序共纪的形式创新,“假致疑难”的论证方式以及华实相扶的语言追求;而“文心”则集中表现为“以兼为主”的论文观.具体来说,《文心雕龙》做到了辨体上论与说的统一、形式上理与辞的统一、创作上“弥纶群言”与“研精一理”的统一.     

支遁与晋末玄言、山水诗之变

支遁是东晋中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 ,其以玄释佛、以佛入玄的思想方式 ,代表了佛学思想本土化过程中的初级形态 ,扩大了佛学的影响 ,吸引了士人的广泛注意。 4世纪后半叶 ,强调准确领会佛学本义的北方佛学南传 ,如道安、慧远、道生等人的佛学思想 ,对支遁佛学的批判与扬弃 ,造成了玄学的盛极而衰。思想史的调整造成了诗歌史的联动 :依附于玄学的玄言诗也丧失了魅力 ,山水从玄理中解放出来 ,山水诗逐渐走向独立。思想史以及诗歌史的这场重要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 ,即东晋政局由“门阀政治”到皇权伸张、高门衰微而寒庶崛起的演变以及士人生命意识趋向现实的重大改变。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

《道德经》的翻译从16世纪开始,已经历了三次高潮。从理雅各服务基督教传播、融合中西思想、归化特征明显的翻译,到韦利传播中国文化以医治西方的弊端、为忠实内容而不惜牺牲文字优美的翻译,再到林语堂既忠实于中国文化又兼顾西方读者、努力再现源语内容和语言美的翻译,《道德经》的英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法为主到力图同时传达原作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的异化法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从认知到认可再到欢迎的过程。     

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故事已经深入人心，“风月宝鉴”就是借用了佛学白骨观的思想，它源自佛学思想，而作为佛学经典的《俱舍论》，则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风月宝鉴”里面蕴含的深刻的思想。《俱舍论》第六品详细介绍了“白骨观”(《俱舍论》用的是“骨锁观”)的修法和作用，专门用来对治各类贪欲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宋金时期儒佛道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以李纯甫两次思想转变为中心的考察

金代官方对儒佛道三家思想学说之态度,多遵循唐宋旧例,主张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策略,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家思想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三入翰林、连知贡举的金代学者李纯甫儒佛道思想曾经历两次大的转变,先是各业兼修尤重儒学的“儒家子”,30岁时开始向习佛尚佛方向转变,视佛学为最高学问,至44岁撰少林寺《重修面壁庵记》,有强烈的尚佛抑儒道倾向,《新修雪庭西舍记》回应社会热议,表现出淡化三教高低、相对缓和的心态。其临终遗著《鸣道集说》则基本采取均衡立场,集中阐释儒佛道并尊主旨,表明其最后认知已由佛学至上转向三教兼行并尊。其第二次较大的思想转变包括儒佛同心理论、客观看待佛对儒之影响、三教一体论等观念。李纯甫思想的发展经历透视出宋金时代儒佛道文化交织发展的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走向。     

支遁与晋末玄、山水诗之变

支遁是东晋中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其以玄释佛，以佛入玄的思想方式，代表了佛学思想本土化过程中的初级形态，扩大了佛学的影响，吸引了士人的广泛注意，4世纪后半叶，强调准确领会佛学本义的北方佛学南传，如道安，慧远，道生等人的佛学思想，对支遁佛学的批判与扬弃，造成了玄学的盛极而衰，思想史的调整造成了诗歌史的联动；依附于玄学的玄言诗也丧失了魅力，山水从玄理中解放出来，山水诗逐渐走向独立，思想史以及诗歌史的这场重要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即东晋政局由“门阀政治”到皇权伸张，高门衰微而寒庶崛起的演变以及士人生命意识趋向现实的重大改变。     

试比较熊十力与梁漱溟的人性思想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熊十力和梁漱溟的人性思想有许多同异之处,他们从不同方面汲取了西方文化的营养,批判或者吸纳了印度佛学唯识学义理,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伦理精神作出重新的诠解。在"西学援引"层面,熊十力和梁漱溟分别从生理学、心理学来探讨人性再而上升到哲学的本体论;在"佛学料简"层面,两家均提倡人性的"觉性",熊十力批判了唯识学"性寂"说,而梁漱溟兼采了唯识学;在"儒学归宗"层面,两家均主张人性"本善"说,不过熊十力推崇孟子,而梁漱溟上溯到孔子。     

从人治的贤人政体到法治的混合政体——论柏拉图政体观的演变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首位系统研究政体的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三部著作中分别阐述了其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政体主张。从早期的贤人政体到晚期的混合政体,他的政体观经历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其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和混合政体主张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的传统,并对近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