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限制中对自由的张望--穆旦诗歌《春》导读及相关问题

穆旦是一位晚出而重要的现代诗人。穆旦的晚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一是在中国现代新诗的代际序列中，出场较晚；二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较晚；穆旦的写作具有独断的性质，诗歌展开的前景更符合新诗发展的艺术逻辑。但穆旦对后来者的创作缺乏深刻的介入性影响，“诗歌艺术精神”似乎具有某种孤立的性质，在后来者的写作中，很难找到比较清晰的对应和传承线索。《春》，或许可以从一个视角带动对穆旦诗歌相关问题的探讨。     

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

穆旦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数不尽的折磨与屈辱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典型的个案。穆旦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于穆旦的研究者来说,就是要找出穆旦给中国新诗提供了哪些新的写法,他诗歌中的持久的艺术魅力又表现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把穆旦研究与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的开拓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确立穆旦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穆旦是说不尽的,他诗歌的丰富和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痛苦,值得我们永远沉思与品味。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袁可嘉:中国新诗审美规范的探索者

本文立足于现代性的视野,探讨了袁可嘉有关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及其价值。面对40年代中国新诗的“感伤”困境,袁可嘉从新诗创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和“新诗戏剧化”的拯救方案,这无疑对当时的诗坛具有纠偏化弊的作用。同时,作者还从文化的角度,对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予以深刻的反思,从而坚持了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执着追求,无论对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给予文学的压抑,还是大众文化给予文学的冲击,都具有某种反抗和颠覆作用。     

论“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

“汉语新诗”概念是针对两岸四地当前自说自话的诗歌史写作及其背后有所偏隘的文化理念而提出的,具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汉语新诗”概念及其理论运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本文提出重新发现“汉语”,亦即对“汉语新诗”的语言学基础的重新确认,是对其主体性的重建.而“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又自动呈现了不言而明的“沟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美学价值.     

"鄢烈山现象"的形成及其意义

“鄢烈山现象”的成因主要不在于作者的创作数量和名声,而是由于当今社会在阅读和接受鄢烈山杂文时一直存在着多元矛盾。“鄢烈山现象”的内涵表现在作者由平民写作向公民写作的创作转型上,也表现在他对公民写作理论的阐发和选择上,而以“人权”为核心的思想主题则是这种现象内涵的基本依托和价值所系。“鄢烈山现象”的社会意义在于他的杂文创作更多地代表着当今社会的现代性追求,它以公民社会建设为指归,体现着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精神。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对当下新诗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意见 ,他概括的民歌和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精炼 ,大体整齐 ,押韵”的特征 ,都是我们倡导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的旗帜。     

“海派唯美主义”——唯美主义的感官化与庸俗化

唯美主义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初始话语形态,与生俱来地存在着颓废与享乐、否定与肯定、高雅与通俗并存的内在悖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与特殊性以及“老上海”租界身份的微妙性等深层次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致使唯美主义在“老上海”的“理论旅行”中发生了享乐大于颓废、遁逸多于批判等消极性理论变异,某种程度上,“海派唯美主义”是一朵不合时宜的艳丽的“恶之花”.     

“世界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诗人穆旦已经被充分经典化了.王佐良的评介文章<一个中国诗人>,是穆旦研究的经典之作;穆旦的诗作<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从<一个中国诗人>到<饥饿的中国>,穆旦提供了一种"世界诗歌","可译性"是这种"世界诗歌"的重要特点.穆旦的"世界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意义重大,但也由此带来了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三千里步行” 与穆旦的“转变”

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并没有让穆旦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改变他的主体性生存立场.在抗战初期“时代感情”等因素的作用下,穆旦事实上只看到“风景”.其早期诗歌中的个人与世界之对抗性关系,经由“风景”这个特殊的现代性认同装置被保存下来.内地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景观,也只是一种特殊的“风景”,让诗人进一步卷入现代性生存论装置深处,埋下后来的认同危机之种子.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本文从诗歌本体的立场出发，反思了“新诗”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偏颇。文章认为，“白话诗”的贡献在语言变革方面，“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中国诗歌的写作应立足于现代汉语形态，在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互动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让规则与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的共识     

新诗的现代品格

“现代性”是个内涵复杂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其次成为一个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品格上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为“现代品格”。中国新诗运动初期,主张同旧诗划清界限,体现了时间观念上的现代性标准。到20年代中期后,诗人们开始注意新诗的现代品格问题。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是30年代前中期、4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新诗的现代品格是个混合体,大体概括就是现代情绪(涉及新诗的内质)、现代思维(涉及新诗的技巧)和现代语言(涉及表达的工具)。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新诗之“新”的反思

五四以来，在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和现代观念的影响下，新诗形成了一种“求新”与反传统的价值导向。这种传统在新诗发展初期为其自立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在新诗的嬗变中其扮演的角色却变得逐渐复杂起来，有时反而成为影响新诗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盲目地求新使得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于诗美的建构；“现代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新”,还应该包含对于古典传统“再发现”与建构自身美学范式的向度。新诗的发展目标，究其根本而言应该是诗的、美的，而不仅仅是新的、趋时的。     

地缘政治变迁与旅行叙事的现代主义转向——以《在中国屏风上》为中心

20世纪旅行作家利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叙述对于剧烈地缘政治变迁的主观经验，使旅行叙事成为严肃思索现代性后果的写作模式。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在中国屏风上》是旅行叙事“小说化”革新的开端。毛姆借助叙述视角的有限性，以及“漫游者”对视觉现象的批判性意识，打破了以往游记控制意义生产的独白式描述。以乡村性为基点的本真中国的操演，改善了毛姆关于战争和意义断裂的现代性体验。然而，怀旧与现代性的同源性意味着毛姆对现代性不可逆性的承认，并以世界主义作为伦理回应，从而实现旅行叙事在20世纪新的文化目的。     

徘徊与眺望——50至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新诗发展状况及诗人转型择要

从现代性新诗的历史性情境入手，分析新诗创作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极为相似的社会心理背景。 现代主义成为新诗写作的时髦样式，在与本土诗人群及其创作观发生分歧的同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还从地缘角度，即岛国混杂性文化的角度揭示台湾新诗创作显示出的本土方面的现代性，进而探讨目前诗学研究存在的理论空隙。肯定台湾现代主义新诗有其独到敏锐眼光的同时，借助张默的理论揭示其中存在的疏漏之处。结合台湾本土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个案说明现代新诗对台湾诗人的冲击。最后，提出小说和诗共同开发认识世界的观点。     

现代时间与新诗

现代时间及其所引致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融入是新诗现代性认识的重要纬度,它是新诗从思潮到语言表述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本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诗在面对域外诗歌和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传统压力下获得自我认知的重要尺度。但同时,以“新”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价值观念也给新诗带来了空前的窘境,限制了新诗从审美规范到语言表达的积累。     

浪漫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及其艺术底蕴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离不开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的推动。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有力地促导了浪漫主义中国化：诗歌中主人公的主体精神以“圣贤”遮蔽着“天才”；在“人神”关系上，以“人神恋爱”的结构模式取代了西方的“人神同性”；在艺术意蕴上，“心境”释放时的激情淹没了“人性”的理性思考。因此，这种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神思”是非本体性的，从根本上讲这由民族根性——“神与物游”中之“游”即契合、顺应精神所决定。     

穆旦与现代爱情诗

闻一多先生选编（现代诗钞）收入穆旦的（诗人首）等诗作，将这位40年代诗坛的“新生代诗人”置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重要位置。[1]而写得凄迷深醇的（诗人首），确也从此被几代人解读、索悟。尽管读它，一如徘徊于爱的迷宫；但在百般品味后，怕又渐趋认同了穆旦的同窗、诗友王佐良写于半个世纪前的第一篇穆旦评介文章中的评语：“这个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好作品（指（诗八首》）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2]本文拟对之作些探索。一、亘古的“真实谎言”的拆解歌咏纯美的爱情，堪为古今中外抒情诗的母题。“五四”新诗的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