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视角:朝鲜北学派对清代文学的批评与接受

北学派文学是朝鲜18世纪后期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顾名思议,北学派是以主张北学而著称的。在北学思想旗帜下,他们积极主张学习清代文化(包括文学)及传播到清代社会的西方文化。北学派的主要成员即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金在行、柳琏等,曾先后来到燕京同清代文人、作家进行了广泛的思想文化交流。北学派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始终与清代文学有着密切关联。北学派通过入燕文学交流活动对清代文学有了比较全面、比较具体的认识。他们根     

《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问世

我国第一位朝鲜文学博士金柄珉同志所著的二十一万字的学术专著《朝鲜中世纪北学派语文学研究》已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八世纪后期的北学派不仅是一个思想流派,而且是一个文学流派。以洪大容、朴趾源为先驱,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等为中坚的北学派作家,身处巨变的历史时代,敏锐地体察时代精神,在不断确定自己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趋向的同时,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学     

朝鲜王朝后期北学派思想中的西学因素

朝鲜实学中的北学派产生于祸乱不断、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17世纪。彼时,西学东渐之风已通过赴京使臣这一媒介以汉译西学书籍、西洋器物等形式传入朝鲜王朝。在内外因素作用之下,北学派选择自主开放的态度,在“崇明排清”压力下力主学习“清欧文化”,试图以此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尽管北学思潮曾给朝鲜思想界以冲击,但并未动摇朝鲜传统的统治思想与根基,最终未能使朝鲜社会走上近代化道路。     

朝鲜实学派文学和朴趾源的小说

朴趾源是十八世纪朝鲜最杰出的实学派思想家,又是中古时期朝鲜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所谓实学派思想,是在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朝鲜李朝封建官僚制度处于严重危机,壬辰、丙子两次战争①后民族自主思想的迅速提高,以及农民运动不断高涨的社会条件下,在朝鲜部分两班贵族阶级②先进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社会改革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十七世纪的柳馨远,十八世纪的李翼、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十九世纪初的丁若镛等人。十七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朝鲜封建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处于空前深刻的危机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和满族等外敌屡次入侵,朝鲜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封建统治势     

逊志自得与法古创新--朝鲜王朝后期实学性的两条思惟之路

朝鲜王朝后期实学研究的两大流派可以说是星湖学派与北学派.从思维的论法来考察这两大流派的共同与不同点,并通过这些考察从宏观的角度重新探讨实学的性格.星湖学派的李瀷主唱逊志自得说法来做为经学的指针或者思维的论法,而北学派的朴趾源提出法古与创新做为作文的指针或者思维的论法.逊志自得的论法在形式上设定了他者与主体间的紧张,而实际上含蓄着对主体的自觉与对它的志向.北学派的法古创新论法虽然在形式上设定着上古与现在间的紧张,但实际上还含蓄着对现在的觉醒与信赖.     

沈曾植的宽容文化心态与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

二十世纪初,在整个书坛独尊北碑的时局下,沈曾植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南北书法"折衷融合"的思想,并且以兼容的姿态,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碑帖融合的书学思想,把篆隶北碑中的雄强、生涩和传统帖学的自然生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生拙"式的行草书。这种宽容的文化心态源于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整体文化背景和儒家中庸思想及其诗学思想等方面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     

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

清代大学者阮元与金正喜、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朝鲜著名学者均有交往,堪称清代对朝鲜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朴齐家、金正喜、李尚迪三代朝鲜学人,都深受阮元的影响,在经世致用之学或考据学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述,并对阮元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朝鲜的流播以及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秦时期儒家与道家的审美教育思想

中国审美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源远流长,较为系统的审美教育思想,源于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思想家。本文通过对孔子等人教育思想的评析,揭示儒家、道家的审美教育思想的不同特征,以及对于形成审美教育思想的中国传统的根源性意义。     

诸子学说中的公诚勤朴——为西北大学110周年校庆而作

西北大学沿袭西北联大的公、诚、勤、朴校训四个范畴都含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但在诸子不同派别学说中,四者各自的地位不同,含义有差别。法家突出公,儒家强调诚,墨家注重勤,道家归本于朴。在20世纪前期的历史条件下,将诸子学说中的优秀因素统合起来,又注入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提出"公诚勤朴"的教育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     

《热河纪行诗注》对东亚文化模式的批判

柳得恭是朝鲜北学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三次出使中国,著有诸多使行作品。在1790年与朴齐家一同以书状官的身份随问安使团赴热河行宫后,咏其所见而成《热河纪行诗注》,该作以诗为主而又自为之注。柳得恭以崭新的文化视角观察东亚文化模式中的维持与变革,对东亚格局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对新文化模式的设想。     

朝鲜王朝对清观解构分析简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朝鲜王朝对清观影响着朝鲜的对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响着清鲜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正统意识出发,朝鲜君臣展开讨论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并有尊周思明的种种举动;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夷狄”建立起来的政权充满诋毁与诅咒;从复仇意识出发,朝鲜君臣期待机会策划北伐。     

清人词体发生诸说检讨

清人根据各自对词体特性的认识展开对词体发生问题的探究与解说。从“学”而言,清人大体上将词体发生时间定在盛唐至五代,并认为词体由诗与乐府衍变而来。关于词体生成方式,清人主要有“文体代嬗”与“音律递变”两种观点,其中以“音律递变论”为主流观点。从“术”而言,清人探究词体发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在文体和音乐两个向度。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清人注重文献实证,同时又能对不同视角的观点博观约取、汲异补正,显示出崇尚实证的学术路径与包容通变的学术思想。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祭文的源流与抒情特征

祭文是对死去的亲人、相知或所崇敬之人的哀悼祭奠之词，离不开对死者生前音容笑貌和相亲、相处种种情景或感人事迹的回忆与述说。所以，出于真情的祭文，其动人情感，实不亚于为文造情的诗。不能套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框，把一些优秀的散文作品排斥于文学范围之外，而只看作“应用文”。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讲“报本追远”，不忘先辈、死者所作的贡献。因此，哀祭类文字在中国产生较早，《周礼·春官·大祝》中说的“六辞”中即有“诔”，《昭明文选》中设“吊文”、“祭文”和“诔”、“哀”之体。《文心雕龙》也对“哀吊”、“诔碑”有专文加以论述。虽然其体式、名称有所演变，但均要求抒发真情，而反对“谀辞巧语，虚文蔓说”。祭文在今天仍是用得着的文体。古代的祭文，也可以使我们听到古人的心声，对我们弘扬民族精神、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有一定意义。     

中西学战与晚清士人边缘化略论

士在传统社会为四民之首。西潮冲击下,晚清士人为御侮求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学战,最终却走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不能为用的困境。从思想史的社会学意义上讲,学战是晚清士人再造新的社会中心的努力,但随着学战的失败,却促成了士阶层自身的边缘化。     

朝鲜初期对明朝表笺问题探析

表笺作为处理朝鲜与明朝政治外交关系的重要工具,承载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朝鲜太祖年间与明朝发生的三次表笺问题,实质为朝鲜和明朝的外交纷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明朝的文字狱、明朝对朝鲜的不信任、朝鲜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差异等。表笺问题也是朝鲜与明朝两个新兴政权在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适应过程中的体现。     

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

选本之盛是清代词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上的词选大致有三种:宋人所选唐宋词选、新编历代词选、当代词选。清人对各种词选之于词坛创作风气的作用高度重视,将词选作为词学批评的工具和词学理论的载体。在清代词史上,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相应的词选有关。词选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形态,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传奇体的衰落与唐宋文风的嬗变

曾经盛行一时的唐传奇在宋代的迅速衰落,不尽符合小说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晚唐五代以后,唐传奇体已逐步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内部来看,唐传奇体在宋代的衰落应归因于唐宋文风的嬗变。传奇体的文体风格在北宋前期受到主流文人的排斥,宋传奇因而失去了唐传奇的意味,但在民间,传奇体却有着潜在的传承。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