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断代与区域:古文书学研究的新动向——第六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研讨会纪实

<正>通过文书来治理国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伟大智慧之一,公文书确保了政令的畅通,私人契约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文书是否畅通,契约是否得到有效履行,体现出当时国家的治理水平,反映出社会和谐的程度。从唐代开始,中国的公私文书制度也深刻地影响到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在吸收唐朝文书制度的同时,也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相对独特的发展模式。而唐代以后中国的公私文书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从文书的层面去发现东亚三国制度与社会变迁特点,进而重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上行文书的来源及形成

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上行文书,其内容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撰写并呈献于君主的他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些文书内容是经后人抄写整理编辑而成的,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纵横家亲自上传给君主,由史官保存,后交与编写者;另一个是散见于社会上的部分纵横家上书,被门人弟子抄录或被追随者抄录保存,后又辗转到编写者手里。它的形成原因有两个:战国时期争霸活动的需要、选官制度的缺失、个体精神的释放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而为回复君命、为传递情报、为仕途升迁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直接原因。     

论清代原始史料的利用

引言 谁都知道,研究历史需要史料。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官方文书和私人记载。我们不能说哪一种价值比较高,但是以清代的情况来说,前者比较有系统,而且量的方面比后者多得多,对于清代史的研究者,是一件可喜的事。官方文书所以能大量存留,当然因为时代近,散失比较少;可是清代帝王特别注重文献保存、编纂这一点,也不可忽视。比方说,雍正朝成立的军机处,有《录副》制度:奏摺、谕旨等除了正本以外,还抄录副本一份;而且每隔三五年,重新编写一通,因为历年翻阅,恐有损坏的缘故。《钦定大清会典》上说:     

清代诉讼费用研究

清代虽不存在法定诉讼收费制度,但诉讼收费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讼费的产生与存在同当时财政制度有密切联系:国家向衙役、书差等人支付的薪水无法维持其生计,于是他们利用制度空缺,巧立名目向当事人非法收取费用。此类行为尽管被当时法律表面上所禁止,但为维持司法体制的正常运转,清王朝不得不容忍这种非法行为的长期存在。其结果是当事人为此付出高昂诉讼成本甚至倾家荡产。过高的讼费又强化了官方贱讼的态度——诸多官员以诉讼易导致当事人破产为由劝说民众息讼,而很少考虑革新官方诉讼理念与司法制度,以适应诉讼参与者的需要。     

唐宋榜文考

榜文是中国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实现对民间社会事务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工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早在汉代,肩负信息传播功能的榜文就已经存在。唐宋时期,统治者对榜文的重视与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制定程序、核准、备案,包括榜文纸张的选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制度。     

西夏文书撰拟制度

西夏文书撰拟制度是西夏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西夏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强有力工具之一,受到了西夏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本文根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其他有关西夏汉文史籍,从文书队伍、文书格式、文书内容、文书语言等四个方面对西夏文书撰拟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南部档案》所见的公文传递程限制度研究

公文及时、有效地传递关系到国家政令的顺利传达,是国家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有 关公文传递的程限记载较多,从中对比发现,官方规定的公文传递的程限与实际的传递效率有时存在偏差。以南部县公文传 递程限制度为中心,探讨其官方法律规定和实际运作之间的背离,以及背后的社会原因及整顿措施。     

里耶秦简中的"除邮人"简

通过考察里耶秦简中的"除邮人"简,探讨了秦代官府文书的传递方式和当时的邮驿制度。秦代邮人由邮所在乡的乡啬夫从当地平民中选用,并由县令或县尉批准。邮设置在交通要道,只负责传递制书、急书等重要官府文书。张家山汉简中每一邮的邮人数量、邮与邮之间的距离等,都有具体规定,应当是继承秦代的制度。     

北宋前期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力运作

北宋元丰改制以前,宋廷以"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即中央政府,主管全国的民政事务,与主管军政的枢密院,号称"二府"。"中书门下"以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为正副长官,在国家政务决策与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宋朝政令颁行制度的建立与不断规范,中书宰辅的权力得到制约,然而,由于宰辅员任、个性、工作态度及与皇帝亲疏关系的不同,某些宰辅不断突破制度约束,在制敕文书的起草、颁降过程中试图掌握主动权,并直接运用堂帖、札子等处理政务,以此扩充中书宰辅的权力及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政令运行的实际曲线。     

清末历史教科书中的国民教育研究

清末的历史教科书,作为当时政府官方和知识精英塑造国民、传播国民教育思想的重要媒介,全面渗透了塑造国民民族国家认同感、尚武精神和世界意识等方面的国民教育思想。清末政府和知识精英,冀图通过历史教科书中渗透的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将传统臣民塑造成为能够御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具有国家观念、尚武精神,明了世界意识的新型国民,从而达到"史教救国"的目的。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所见汉晋鄯善国习惯法研究

20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出土的千余件佉卢文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中大量的法律判例文书和契约经济类文书，如水源管理、禁止砍伐树木、牲畜使用与保护、禁止公务人员身兼数职、王室政令执行不力、惩处女巫、僧侣世俗化、收养子女须立契约等，再现了汉晋时期鄯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方面，弥补了传统史料记载之不足，对西域史研究尤其是汉晋时期的鄯善国习惯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

西夏王朝在近两个世纪的国家管理中形成了大量的文书档案资料,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得益于西夏文字的创制和社会组织的日益完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三个时期。为了更好地推进西夏研究,对现存文书档案的类型、内容及其价值作了论述,认为西夏文书档案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和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素材。     

敦煌西域出土 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相关问题研究

[提要]契约文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最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文献依据。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既是了解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吐蕃社会经济和语言文字的重要材料。根据这些契约文书中的交易时间、交易物品、参与人员、签名印证，对契约的概念和称谓等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可以发现这些文书是中原契约文书的承袭和沿用，是中华民族内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这些契约文书的内容既反映了敦煌地区的农耕文明、社会经济成就及经济制度的进步，也附载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对于研究当地部落建制和民族构成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试论中国古代契约中的担保制度

文章通过对出土文献、大量契约文书、民间习惯和官方规定的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契约中的担保制度产生早,法律的规定和民间习惯的约定俗成相结合,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并存,尤以人的担保独具特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契约担保体系,对保证契约制度的正常运行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古代"重刑轻民"的传统,因此,在契约担保制度中,民间习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契约担保制度中的许多合理性因素对于完善我国现行担保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魏晋南疆社会管窥——以佉卢文盗窃文书为例

我国新疆地区出土的反映魏晋南疆社会日常生活的佉卢文文书,主要包括官方文书、契约和公私往来的书信等,这些珍贵的文书反映了其时新疆南部地区存在社会财富为少数人垄断的现象。因此,在当时人口买卖、土地买卖现象时有发生。并且,由于大地所有者对社会财富的垄断,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奴隶盗窃问题更为严重,所以同时期记录的佉卢文书内容表现为被窃物品种类繁多、以生活用品和牲畜这两个方面为主:被窃衣物以绸、麻布、毡等为质地,刺绣工艺已经出现,毛织品也已经使用;被窃牲畜有骆驼、绵羊、牛。文书一方面反映了魏晋时期南疆地区失窃者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反映了盗窃者无法生存的悲惨命运,这为城邦国家政权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政治传播视角下《新闻联播》的宣传模式分析

政治转播是一种对政治信息和政策信息有目的的传递过程,与特定时期的政治意图和政策实施密切相关。国家权威的新闻发布系统是国家政治意图和政策方向转播的重要渠道。通过对官方权威新闻节目所涉及内容的动态分析,可以了解国家在不同时期政治意图和政策关注方面实际内容和变化。基于《新闻联播》栏目2003—2013年的新闻文本,以拉斯韦尔政治传播的5W框架中传播内容"说什么"作为研究重点,将自动文本分析运用在政治传播研究。基于以"天"为单位的《新闻联播》文稿,对年度词频最高的11 524个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2003—2013年间,"国家"是新闻联播的叙事主体,行政执行与决策权威是主要传播功能,经济建设是宣传主旋律,2010年国际事务内容攀升凸显大国姿态,宣传对象注重党政机关和领导层,国际事务上注重大国间双边关系,国内注重经济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     

纷杂的“网络”:运河沿岸信息的传播——以清代漕运剥船水手为载体的考察

中国古代交通较为闭塞,通过大运河进行信息的传播成为当时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每年数以万计的漕运剥船水手来往于运河沿岸,他们借助水陆交通要道以及市镇、码头,将各地的商货信息、物价的变动情况、政府的官方信息、民间信仰等,通过大运河进行传播,因此,剥船水手便成为这类信息传播的媒介。由于剥船设立具有较强的临时性作用,所以他们对信息的传播更加趋向于下层社会,也就是剥船水手传播信息具有小范围的性质,而且扩散更快,流传更广。     

明代塘报及其特点初探

明代塘报作为明代官方新闻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基层组织逐级向上传播军事情况,并在统治阶层内部发布的信息传播工具。受其报道内容和传播体制的影响,明代塘报在信源、内容、体裁、发行、传播功能等方面均与明代邸报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报道风格的简洁、直白,通俗易懂,以及真实、准确、及时等特点,使之在当时的新闻传播体系中独树一帜。     

论文书提出命令中的秘密保护

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向对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收集证据的最主要手段.近年来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文书提出命令的改革方向大多集中在如何扩展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但是,从保护被申请人的权利出发,应当关注文书提出命令中的秘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