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逻辑与机制

区域公共治理建立在重叠共识与公共空间基础之上,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公共危机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从而导致区域内各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加强.在当代中国,区域公共危机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     

公共危机事件中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探析

全球化的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已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能否有效地应对一系列社会公共危机已经成为考验和评价一个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公共管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我国应设立独立的处理危机事件的常设机构，推进应对危机事件的法制建设，加强危机教育，培育危机治理的多元主体，并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本文认为，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来完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针对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了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框架重构，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公共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也对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形成某种冲击和干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考察"非典"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现,公共危机中发生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将导致危机的严重恶化.因此,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不仅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平衡稳定问题,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中国遭遇的种种公共危机,在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学习、改进和创新的机遇.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府、媒体以及民众都在苦难中成长和进步,"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鞭策.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频发的公共危机让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危机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毋庸置疑,特别是对采取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而言,其功能性地位更为凸显。然而,现行的基于常态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制约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甚至形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传统人治理念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进退失据;基于现行官僚体制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局面;基于垄断式管理模式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力不从心。鉴于此,更新危机管理理念,重塑官僚体制,引入协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化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基本路径。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三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意旨深远,涵义丰富,是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史视域来理解并揭示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和意义。从厘清公共领域概念是历史范畴还是规范概念、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三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做些宏观性分析,有助于完整地把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     

“三个代表”与新闻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对推进新闻事业的创新和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舆论要做先进生产力的促进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 ,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要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坚持党性原则和与时俱进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要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者 ,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喉舌。     

考察"公共行政"一词的产生和演变

"公共行政"的概念有着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中世纪后期已经产生了朦胧的管理意识,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来指称那些面向公众的、公开的宗教仪式中的管理活动,也用来指学校等的管理.在近代早期,人们逐渐地把公共行政一词与政府的活动联系到了一起,往往使用公共行政一词去指称资产阶级革命后政府中的活动,以示与君主制条件下的政府活动之间的区别.再到后来,随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人们开始用公共行政一词将政府的管理活动与企业、社会组织中的管理活动区别开来.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在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时,并不把政治活动中的管理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即使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也没有对公共行政一词作出严格的现代性界定.直到20世纪50年代,沃尔多等人才对公共行政作出了现代性界定.其实,公共行政一词所包含着的是走向服务行政的逻辑,对它的思考和讨论,必将提出否定近代所产生的这一行政模式的要求.     

“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措施导致其面临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危机的背后暗含着管理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冲突 ;同时也反映了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两个学科自身面临着的危机。由于各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使危机暂时仍处于可控的范围 ,但是它已给世界性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     

论"公共性"及其在公共行政中的实现

公共性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概念,它是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而出现的,具有公共性的公共行政是晚近才出现的.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性的概念是与合理性、合法性和代表性联系在一起的,并需要通过这些概念来加以理解.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它决定着政府的目标和行政行为的取向.当代公共行政需要在对维护公共利益、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鼓励行政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加强责任感之中来表现公共性.     

“冗余力量”：公共危机动员中的“短板”

随着目前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越来越需要对公共危机的动员,然而由于政府传统动员机制的惯性、媒体宣传的过度动员和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不足等原因,常常有＂冗余力量＂产生且容易被忽视。这类力量是在公共危机发生后,不依赖于正式动员机制而通过自发行为进入公共危机事件中试图展开救助行为的不合格组织及志愿者。有效处理＂冗余力量＂依赖于政府、媒体、非营利组织和公众等多元力量协同治理。     

世贸组织反补贴中“公共机构”的认定问题

由于世贸组织成员国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中的"公共机构"概念存在歧义性理解,从而加剧了一系列补贴与反补贴的国际贸易争端。实际上,公共机构是被赋予政府职权并履行政府职能的实体,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是否属"公共机构"的问题,亦应以此为标准。     

网络"公民新闻"的社会舆情解读

公民新闻的核心是报道主体的变化以及报道内容的非政府化,公民新闻的舆情预设有些与政府舆情预设会产生对立,而且公民新闻舆论经常会放弃客观立场,引发媒介审判、网络暴力.但是,对公民新闻的认识却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公民新闻传递离不开主流网站提供的平台;不加选择地制造新闻又失去了传统新闻的价值.因此,当代中国的公民新闻还需要完善和规范,需要寻求价值与身份认同,而不应该在网络监管和制止侵权的整治下扼杀其民主表述的内核.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蕴涵的法治精神——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比较的思考

抑制政府专断的权力,在宪法之下给予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法治的核心理念和灵魂。《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主流话语背景下出台的,它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警察权力,规范公共权力的合理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力图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立法价值上蕴涵着现代法治的精神,体现了对法治国家的追求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