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历史学说研究

苏轼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通过论述历史来阐述唯物主义,讲求知命必尽人事;主张人性有好恶、有善恶;历史发展动力上强调事出有因;用联系的、变化的观点研究历史。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对待正统论;其知人论世的写作标准、反对成说、讲求信史的史笔论以及多种论人方法无不为后人称道。     

欧阳修历史学说研究

欧阳修作为北宋著名史学家,其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大部分,前者包括兴衰重人事、天人相分、不言人性善恶;后者包括劝诫示后世的目的论、以纪年的眼光看待正统论、辨伪考据等。     

苏洵历史学说研究

苏洵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纂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他的唯物论认为利者义之和,时变而法变;主张人性恶,私不胜公;肯定英雄史观和因果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忧小人的目的论;经史并重;主张实录,坚持历史的写作原则。作为史学家,苏洵多所建树,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地方。     

苏辙历史学说研究

苏辙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通过阐述历史来阐发唯物主义,人知趋利避害并为权利奔走,天下变乱有其原因,用发展的、联系的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使人"有闻"和史官"助刑赏"的目的论",以史传经"的方法论,"学圣人者,不如学道"的是非标准。作为历史学家,学力深厚,见识高远,论证精辟,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地方。     

韩非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是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继承了法家思想,主张严刑酷法,以吏为师;另一方面,韩非的学说却本于黄老无为.两种不同路径的学说在韩非这里得到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韩非的思想只能是一种政治学说,韩非学说的主要部分是他的"法术势",是为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政治学说.他的人性论和公利私利之辩共同构成了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从韩非的理论路径来看,具有鲜明的伦理思想的部分是人性论和公私之辩.     

何炳松的史学方法

何炳松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理论家。他的史学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写作方法论和史料处理方法论,包括重视通史义例、提倡综合研究法;主张通史与正史并存、集体修史,提出历史编撰应该考虑的问题、历史著述的基本要求,关于编撰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历史教科书的诸多要求;关于史料的范围、整理、考订以及史料和史著的关系等。他为新史学的传播与构建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理应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突出地位。     

人性论与人治法治的关系

中国的人性论与专制人治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人性有什么看法 ,他们都主张专制人治。性恶论也不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理论前提 ,它实际上抽去了实行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在为专制人治张目。民主法治的人性基础是人性善恶二元论。人性中有恶的成分 ,决定法治是必需的 ;人性也有善的方面 ,所以民主法治是可能的     

从世界公民的观点能看多远的历史?——重新梳理有关康德历史哲学的争论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康德哲学的确极大地推进了历史理性理论的发展,但其有关历史的学说毕竟缺乏有效基础.欧盟的困境恰好暴露出康德历史思想中最矛盾的部分.对于今天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理想来说,康德的历史构想不啻为一盏鼓舞人心的明灯,但具体实施方案方面不必拘泥于既有结论.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康德思想才是推进普遍历史的途径.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中国宪法学说史的概念与学术传统

在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中,相关概念的解析是一个基本前提.在宪法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推动宪法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学说的功能与演变.而学说史的演变首先需要阐明相关概念的元素与具体内涵.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解析构成中国宪法学说史的概念要素,为学术史研究的体系化奠定基础.     

从《王荆文公诗注》 看李壁对王安石的评价问题

除注释方法、文献考订及艺术评价外,李壁《王荆文公诗注》在评价王安石方面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王安石之变法,遭到南宋朝廷严厉清算,北宋亡国之罪亦被归咎于此;李壁从王安石变法的"本心"出发,对其忠纯为国的精神表示同情之理解。王安石之学术,理学家为争道统斥其为"异端邪说",进而全面批判王安石;李壁注虽也受理学思想影响,但却并不因此否定王安石的学术及其他。王安石之人格,南宋兴起了将其"小人化"的批评风潮;李壁则通过诗歌笺注为王安石辩诬,并高度赞誉了荆公的道德和品格。     

大学英语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的建构主义视阈

贯彻落实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精神,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探讨集成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的可行性,对于从实践上构建二者的整合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尽管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内涵可以划分为过程学说、体验学说和环境学说,但三者又紧密相连,融会贯通:没有对知识的建构、丰富和创新,体验就无从谈起;没有典型环境的创设与充分利用,体验也难以取得收获.大学英语的知识建构过程,即学习主体在适宜的环境中学习体验不断得到收获并不断积累的过程.实践证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必须有合作学习的引领,合作学习的旨归在于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基于此,在建构主义视闻下,构建"合作-自主学习模式"应采取的策略为:精心策划合作学习选题,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探索性;善于创设学习情境,实现学习者主体与客体良性互动;总结交流学习体验,促进学习者群体多样化风格的形成.     

历史"通变"思想的深入与嬗变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之关系思想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大一统"思想的萌生及其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历史文化认同趋势中的"夷夏观"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马克思社会学说的经济哲学分析及其当代意义

在经济哲学的理论视野中,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不仅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本质地要求积极扬弃私有财产,而且在哲学的意义上决定性地诉诸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其间的内在关联发生于对私有财产之本质的追问.当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本质界定为"劳动"("异化劳动")时,作为马克思之"社会"主张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必然进而表达为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即表达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异化关系的扬弃,表达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自然主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人道主义")的呈现与重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更主要地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马克思社会概念的本质内涵乃是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哲学视角的和谐状态的诉求.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乃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意义上的社会概念的当代性表达.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百年祭

本文系印度瓦腊纳西甘地研究所所长迪帕克·马利克教授应约而为本刊专门撰写的论文。自从圣雄甘地于1908年提出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以来，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他的学说和实践在印度和世界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主要回顾和论述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在印度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命运，有助于读者从一位印度资深学者的视角深入理解这一学说。